毛主席最铁的哥们，临了却说：别来找我，路费太贵！
1955年，周扬带队搞文化交流，要去趟南美。临走前，毛主席就交代了一件事，没提别的，就一句：“要是碰见萧子升，让他回家看看。”这萧子升是何方神圣，能让主席在日理万机的时候还惦记着？
结果，代表团到了乌拉圭，还真就找到了萧子升的住处。可一连跑了三趟，愣是连个人影都没见着。最后，人家就托人捎了张字条，写得那叫一个客气又疏离：“远道来的客人，就别为我这点小事浪费车马钱了。”
这事儿，得把时钟往回拨个几十年，从一碗稀粥说起。
1917年的湖南乡下，俩穷学生，穿着单褂，兜里没钱，就靠着一张嘴和两条腿，愣是走遍了宁乡、安化好几个县。饿了，就跟老乡讨口饭吃；累了，就在人家的草堆里窝一宿。这俩人，一个叫毛泽东，一个就是萧子升。
他们可不是瞎逛，白天跟田间地头的农民聊天，把地租、赋税、风俗问个底朝天，晚上就点着油灯，把白天听来的东西工工整整记在小本本上。萧子升后来写回忆录，说那是他头一回，把“天下兴亡”这种大词儿，跟老百姓家厨房里冒出来的炊烟联系在一块儿。
就凭这份交情，说他们是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兄弟，一点不夸张。第二年，他们伙同蔡和森一帮热血青年，在长沙蔡和森家里，搞了个“新民学会”。萧子升被推举为总干事，管事儿的；毛泽东呢，自己揽了个干事的活儿，跑腿的。
那阵子，俩人简直是形影不离。学会从二十来号人，呼啦一下发展到八十多个，长沙城里有头有脸的进步青年，像谢觉哉、向警予、杨开慧，都让他们给拉了进来。毛泽东给萧子升写的信，那叫一个密，短的就几句话，长的能写满好几页纸，大事小情都得跟他商量。
可人生的路啊，走着走着，就容易出现岔道口。
当时湖南被军阀张敬尧搞得是乌烟瘴气，学会的年轻人们正憋着一股火没处撒。恰好，他们在北大的恩师杨昌济捎来个消息，说可以去法国勤工俭学，一边打工一边念书，开眼看世界去。
萧子升一听，心就活了。蔡和森他们也觉得这是个好路子。可毛泽东犹豫了，他老娘病着，走不开；湖南的社会调查，他也放不下。说白了，钱也是个大问题。他当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一个月就八块大洋，这笔钱在北京生活都紧巴巴的，更别提去法国了。
李大钊先生看出了他的心思，拍拍他的肩膀说：“先做事，再读书嘛。”就这么一句话，把他留在了国内。
历史的齿轮，就在这一刻，咔嚓一声，转向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1920年春天，萧子升登上了去法国的轮船，毛泽东则留在了风起云涌的北京。
萧子升到了法国，一头扎进了华法教育会，帮着老乡们找工作，琢磨着怎么“教育救国”。他骨子里是个温和的改良派，觉得革命不一定非要流血，可以通过办学、办报，慢慢培养人才，一点点去改变这个国家。他甚至天真地认为，资本家也是可以被说服的。
留在国内的毛泽东，接触到的可就不是这些了。他天天泡在李大钊身边，读的是《庶民的胜利》，看的是从俄国传来的各种小册子，满脑子都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思想的种子一旦种下，那长出来的，可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树了。
1921年春天，萧子升回国了。俩好兄弟久别重逢，就在长沙，关起门来，唾沫星子横飞地辩论了差不多四个月。
萧子升苦口婆心地劝：“润之啊，咱们得慢慢来，先搞教育，再搞组织，用个二三十年，国家肯定能好起来。”
毛泽东把头摇得像拨浪鼓：“等不及了！你那套改良主义，就是温水煮青蛙，到头来谁也救不了！”
俩人都想把对方拉到自己的道上来，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那年七月，毛泽东要去上海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就是后来我们都知道的“一大”。萧子升呢，要去北平。俩人又搭了同一条船，一个往南，一个往北。
船舱里，就俩人，躺在铺位上，听着江水拍打船舷的声音。毛泽东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他说：“子升，跟我一起干吧，别掉队了。”萧子升沉默了很久，还是没点头。
那一夜过后，这对曾经最亲密的战友，就真的分道扬镳，再也没能走到一块儿。
后来，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在农村燃起了星星之火；萧子升呢，在国民政府里头做事，搞搞农业改良，办办平民学校，也算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救国。
他们的生活不是没有交集。1930年，杨开慧在长沙被捕，远在北平的萧子升听到消息，急得不行，到处托关系，跑南京、跑北平，想把人捞出来，可惜最后还是没能成功。
再后来，抗战爆发，萧子升对国内的局势彻底失望，索性远走他乡，最后在南美的乌拉圭安顿下来，成了一名图书馆的馆长。他把自己后半生的精力，全都耗在了那些发黄的旧报纸和目录卡片上。
有人问起他对那位老朋友的看法，他总是摆摆手，话说得很淡：“走的路不一样，没什么好比的。”话是这么说，可那份遗憾，谁都听得出来。
1976年11月，就在毛主席去世后不久，83岁的萧子升在乌拉圭的寓所里，因为心脏病突发而离世。他的遗嘱里写着，希望自己的骨灰能回到湖南湘乡老家，跟祖坟葬在一起。
遗嘱里，他没提一句政治，也没提那位曾经和他抵足而眠的挚友。只是，因为各种手续太过复杂，他的这个最后愿望，也没能实现。
回头看，这两个湖南青年，从同一个起点出发，一个选择了雷霆万钧的革命，一个选择了一条寂静无声的隐遁之路。他们没有私怨，只是在“如何救中国”这个天大的问题上，给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答案。萧子升的选择，或许在那个时代看来有些不合时宜，但他用自己的一生，坚持了自己的信念，这本身，就值得人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