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民应当确立一个宏伟的蓝图，致力于在数十年内，竭尽全力扭转我国在经济和科学文化领域的滞后局面，迅速迈向世界先进水平。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关键在于培养干部，拥有充足且杰出的科技人才；同时，必须持续巩固和拓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汇聚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1959年，正值新中国成立的十周年庆典。尽管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和内部团结较之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稳固，但在统战工作领域，我们也遇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同志迅速采取了若干稳健的措施予以应对。这些措施不仅是对我国如何加速迈向社会主义强国的有益尝试，而且在当时取得了显著成效，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实行特赦国民党战犯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党的核心任务是稳固政权、确保社会和谐，并着手推动经济建设。紧接着，我国又投身于抗美援朝的烽火之中。在此期间，被我国人民解放军俘虏的900余名国民党战犯被关押于监狱，接受改造。1956年，关于如何处理这些战犯的问题，被正式提上了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在同年3月的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对战犯改造的情况进行了详尽汇报。随后，周恩来在讲话中强调，鉴于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对于经过改造、有所悔改的战争罪犯，在适当的时机分批实施宽大处理，具有深远的意义。他指出：“毛主席提出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的原则。这自然需要广泛协商，征得各方人士的同意。同时，此事还需在民众中进行充分解释。如果我们确认‘一个不杀’的立场，那么我们就不会采取‘杀’或‘重判’的手段，而是采取逐步宽恕的措施。”
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阐述《论十大关系》时强调：我党政策的根本宗旨在于将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对于那些人，我们若加以处决，不仅无法提升生产力，也无法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更对消灭四害无益，对于巩固国防亦无裨益，更不用说收复台湾。相反，若不采取此举，或许还能对台湾产生某种影响。
1959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的头条以醒目的字体报道了特赦的消息，并同步刊登了题为《改恶从善，前景璀璨》的社论。
1957年2月2日，毛泽东在审阅公安部党组于1月29日提交的关于在押病残战犯处理问题的请示报告时，作出批示：“不仅这些战犯应予处理，其他犯罪较轻、表现良好的战犯，亦应考虑予以释放，鉴于他们已被关押七八年之久。仅保留犯罪严重及极其严重的两类战犯，待后续处理。请公安部对所有战犯进行全面审查，并制定出具体处理方案，提交中央审阅。”（参见《毛泽东年谱》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3页，以下简称《年谱》）
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毛泽东考虑在这个时候释放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将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于是在8月24日致信刘少奇，提出：“今年国庆十年纪念，是否可以赦免一批（不是‘大赦’，而是古时所谓‘曲赦’，即局部的赦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如办此事，离国庆只有三十几天时间，是否来得及审查清楚？或者不赶国庆，在秋天办理即可，但仍用国庆十年的名义。此事是否可行，亦请召集有关同志商议一下。”（《年谱》第4卷，第165页至166页）9月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为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书面建议。9月17日，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经过讨论，同意该建议并根据宪法的规定，作出了特赦的决定。同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了特赦令。第二天，在《人民日报》在头版位置上，发表了相关消息并同时配发了题为《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的社论。这一重大新闻，立即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当然，关押在北京功德林一号的战犯更是欣喜若狂。10月2日，他们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达他们的兴奋和感激之情。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国家主席特赦令，于12月4日特赦首批战争罪犯33人。被俘前为国民党中将的杜聿明代表特赦战犯讲话时声泪俱下：“党和毛主席对我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给予特赦，我无限感激。誓在有生之年，继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自己成为新人，永远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无论遭受狂风暴雨的阻碍，生死以之，决不反顾！”随后，各省、市、自治区也特赦了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犯，共计12082名，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后来回忆：“这些人改造成了新人，充分说明党的政策的威力和对人的改造工作的巨大成绩，对国际、国内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隆重举行的特赦盛典。
“特赦战犯时应举行欢送会，邀请他们共进餐，品尝鱼肉，每人发放100元零用金，确保他们享有公民权。不应强迫改造。一次性全部释放为宜，强迫改造他人亦非良策。”“气魄太小了，十五元金数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举办欢送会。”“有些人才具备工作能力。对于年老体弱者，应给予治疗，与他们同等对待。他们放下武器已有二十五年。”1975年1月，时任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华国锋深受毛泽东主席胸怀宽广、气魄豪迈的感染，迅速组织相关部门全面执行。3月17日，四届人大二次会议批准释放所有在押战犯。在3月23日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宴会上，气氛热烈，场面感人，令人动容。被俘的国民党中将黄维和文强代表特赦人员发言，表示：“我们曾维护腐朽的旧制度，疯狂反共、反人民，将国家推向深渊，罪行累累。今天我们获得特赦，重获新生，并获得公民权和妥善安置，这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实现。我们一定铭记共产党的恩情，决心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世界观，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统一贡献力量。”此次特赦不仅成为海峡两岸关注的焦点，更成为全球舆论关注的焦点。“宣布摘掉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给予公民权。”这意味着，在适当的时候，给仍戴着右派、地富帽子的人摘帽也将是顺理成章之事。
为右派分子去帽
在实施对国民党战犯特赦之际，毛泽东亦提出，应当为那些确已改过自新的右派分子摘除其帽子。
在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中，党的第二次历史决议已对相关事件作出明确结论。关于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毛泽东曾强调应在适当时机为其恢复名誉。他认为，“许多右派人士具备才能，我对此颇为欣赏。”“我们预计，绝大多数人能够进步，知识分子可以转变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一个政权若缺乏自身的知识分子则不可持续。”（《年谱》第3卷，第227页）基于此，毛泽东提出“将无用转化为有用，将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的方针。“在处理上应严格审查、宽大处理，除极少数恶劣者外，保留选举权，并给予适当地位……在知识分子群体中，许多人正观察我们如何处理右派，处理过激可能伤害他们的感情，引起不满……若改造得当，右派帽子有望被摘除。”（《年谱》第3卷，第261页至262页）“各地应召集右派分子集会，由主要领导同志发表讲话，争取他们并分化他们。会议规模可大可小，由单位、系统或地区的主要负责人主持，以确保效果。”简报提到，团中央于1958年2月14日和15日分别召开了两次右派分子会议。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在两次会议上均发表讲话，指出右派错误严重，系反对党和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但他同时强调，只要真心悔改，未来依然充满希望。他还宣读了中央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六条办法，阐述了严肃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表示只要愿意悔改，党将采取宽大政策，不按反革命处理，不剥夺公民权，大部分不开除公职，提供工作和生活保障，并组织上愿意帮助他们改造，鼓励他们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两次会议均取得了良好效果。（《年谱》第3卷，第306页至307页）
1959年9月，毛刘合影。
1959年8月24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关于全国四十五万右派分子分期分批摘帽子的问题，据江西省委杨尚奎同志说，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他说，已经向你说过了，你答应回北京统一考虑此问题。”“请你提向常委和书记处讨论一次，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在国庆十周年时机，根据确有改变的情况，给第一批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四万五千人左右的帽子，即百分之十，对于教育右派分子，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将大有作用，他们会感到确有前途。”（《年谱》第4卷，第165页）9月7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下发《关于讨论特赦罪犯和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问题的通知》。9月15日，中共中央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著名无党派民主人士、文化教育界人士，在中南海举行座谈会。毛泽东在谈到右派分子问题时说，右派分子全国有四十五万，其中十分之一是共产党内的，十分之九是党外的。现在，党内党外这些右派分子，有相当一部分是改好了。趁这个国庆十周年，把各地方多多少少改变了的，有的百分之几，有的百分之十，有的百分之十几，甚至于还有更多的，不等，给他摘掉帽子。这样，其他的右派分子就有希望，有奔头。（《年谱》第4卷，第181页）9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确实表现改好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指出：“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决定在庆祝建国10周年的时候，摘掉一批确实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今后，根据右派分子的表现，对那些确实改好的人，还准备分批、分期摘掉他们的帽子。”到1964年，全国共分5批为大多数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对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来说，摘去帽子，对他们的政治处境、工作条件和生活安排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对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的科研环境的改善。有“力学之父”之称的钱伟长，从1960年摘帽到1966年，讲了12门新课，写了600万字教材。1971年，毛泽东、周恩来点名要他参加出访英国、瑞典、加拿大和美国的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并兼任代表团的发言人。钱伟长1975年还获得北京市的科技进步奖。著名化学家曾昭抡，1958年初到武汉大学教化学，1960年摘帽后，专业发展进入快车道，因而被业内专家称为“我国元素有机化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生前一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1964年他在一份思想汇报里写道：“我虽年老有病，但精神未衰，自信在党的领导下，还能继续为人民服务十年、二十年，以致更长的时间，争取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我国政治生活的全局中，对右派分子的平反，对于缓解并优化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发挥了显著的积极作用，进而更有效地激发了广大民主党派成员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1959年10月9日，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因疾病离世，享年75岁。从1948年民革成立以来至1959年逝世，李济深始终担任民革中央主席的职务。他对于民革事业的投入，既深且专，倾注了心血与精力，留下了卓越的功绩。即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依然强调民革必须坚定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既是民革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恰似河流归入大海。他还指出，对共产党的意见和监督应当“诚恳而不失适度”，“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原则一旦确立，我们便应肩负起责任，协助中共贯彻实施。李济深生前曾提议全国人大与全国政协的会议同期召开，并建议政协委员出席人大会议。这一提议自1959年起便得到采纳，并逐渐演变为一种惯例。
“为了更好地践行民主集中制，我们必须首先扩大并积极倡导民主生活，这也是我们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肩负的职责。我们不应设想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如同一块铁板，所有人都持有相同的观点，对任何问题都持有相同的看法。如果我们的统一战线如此僵化，它将无法发展，甚至可能停滞不前，甚至可能倒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我们指导统一战线民主生活的根本原则。因此，我们应当承认，统一战线的任务更加繁重，并且已经迎来了新的发展。”
“党外不要搞运动”
自1958年年底起，毛泽东着手实施一系列举措，着力纠正“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显现的“左”倾偏差。在此过程中，他倡导对资产阶级分子和民主党派采取一张一弛的策略，即侧重于通过“弛”的方法，鼓励他们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文化、技术革命的实践，以服务社会主义事业。在知识分子政策方面，毛泽东强调需端正方向，争取所有能够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和研究人员，使他们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贡献力量。即便在1959年7月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错误地发起了对彭德怀的批判，并随后在全党范围内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运动，但这并未影响他所倡导的“弛”策略的实施。1958年7月，第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于北京召开，会议专门探讨了对资产阶级分子和民主党派的改造问题。彭真代表党中央在会上指出，对待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不应过于紧张。此时，整风运动应当告一段落，将精力转向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通过实际行动展现思想改造的决心与成效。此次会议为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团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增强了信心。
1959年9月15日，中南海座谈会上，毛泽东在讨论党内反右倾问题时指出：“一些同仁总结出一个现象：共产党处理事务的习惯是先自纠，再及他人。目前，不少地区，尤其是上海的部分工商业界，以及各民主党派，对此抱有疑虑。这次党内将开展运动，深入研究和分析，务求透彻，但在党外则不宜采取此类方式。因此，他们的担忧是可以消解的。如今，教育界、学术界以及工商界均有显著进步，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都已解决。至于世界观等问题，旧有观念并非一蹴而就便能完全摒弃，思想上的清洗也不可能一劳永逸，还需逐步进行。”（《年谱》第4卷，第181页）
在1960年，周恩来（位于左一）、刘少奇（位于左二）以及沈钧儒（位于左三）等非党人士，共同围坐一堂，展开了深入的座谈与交流。
此次反右整风运动，不应在民主人士中展开，即不应在各民主党派、工商界及老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实施。毛泽东已在中央9月15日召开的党派会议上宣布此事，要求各地遵照执行（已开始进行的单位，应采取适当方式予以结束）。中央的这一批示，及时纠正了“左”的错误思想，稳定了党的统一战线。
1959年年末，政协全国委员会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严谨实施“缓和”策略，全面贯彻“党外不搞运动”的方针，并采纳了一系列举措，旨在进一步优化中国共产党与各界民主人士之间的和谐关系。在各界民主人士开展自我改造的过程中，特别是通过推动和运用“神仙会”这一方法进行形势与思想教育，成效显著。值得一提的是，“神仙会”最初在民建和工商联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得以应用并取得成功，随后在各大民主党派的中央会议上得以推广。民建和工商联在发挥参政议政职能方面表现突出，他们关注的焦点始终集中在经济问题上。此后，民建和工商联成立了协作委员会，由胡子昂、黄炎培和陈叔通等担任领导。该协作委员会发展势头强劲，在民主党派中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
1960年夏日，民革、民盟、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以及致公党依次召开各自的中央全体会议。李维汉提出，他们亦可效仿“神仙会”的讨论方式，并在六党派的会议中发表了题为《深入研读毛主席著作，循序渐进地改造世界观》的演讲。各民主党派的会议均取得圆满成功，激发了双重的积极性——即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热情与自我革新的动力。此后，“神仙会”的形式得以在各地推广，涵盖工商界、知识阶层以及所有民主党派成员，促使非党人士提升认识，强化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在物质条件极端匮乏的情况下，他们经受了严峻考验，坚定地围绕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周围，为克服暂时的困难贡献了自身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