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方八岁，他却拼尽全力为我谋得一个五品官职，他真是一位出色的父亲。”
在晚年回顾过往，张学良向执笔人唐德刚吐露了这样一番话语。言辞之间，不难窥见他对父亲张作霖的崇敬之情。
“我渴望回到东北，我最想念的是我的父亲！”
无疑，张学良对父亲的情感深沉至极。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张学良的少年时期，他与父亲张作霖的父子关系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在那个年纪，张学良甚至曾萌生过要亲手结束父亲生命的念头。
他们父子之间恶劣的关系，实则与张学良的母亲赵春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赵春贵与张学良姐弟
赵春桂，张作霖之原配夫人，在出嫁张作霖之际，已年满二十一岁。
赵春桂身为地主之女，而张作霖当时尚不过是一名清军的哨长，因此在他们的婚姻中，赵春桂无疑属于下嫁。尽管如此，这段姻缘起初便遭遇了赵母的坚决反对。然而，赵父赵占元却对此持不同看法，他坚信张作霖非同寻常，未来必将成就非凡。
可惜的是，赵占元当时未曾深思一个事实：自古以来，那些得享大福大贵之男子，一旦荣华富贵之后，往往会对相伴患难的妻子心生厌弃。他的女儿，恐怕也将承受类似的命运。
起初，当张作霖尚未崭露头角之际，他与赵春桂的夫妻关系尚算融洽。在长子不幸早逝之后，他们陆续迎来了女儿张首芳，以及儿子张学良与张学铭的诞生。
张作霖未成名
赵春桂，一位充满斗志的女性，对家中的琐事从不推诿，总是一手操办。她甚至费尽心思，力求成为丈夫的得力贤内助。张作霖脾气暴躁，惯于出口成“妈了个巴子的”，正因这脾气，他与人的交往并不和谐。眼见丈夫的交际陷入困境，赵春桂心生焦虑。随后，她便巧妙运用“和稀泥”的策略，努力为丈夫调解纷争，维系人际关系的和谐。
在日常生活中，每当张作霖的兄弟有所需求，她总是竭尽所能地伸出援手。若他们不幸受伤，她便会如同张作霖一般，细致入微地照料他们。
张作霖得以步步高升，背后离不开赵春桂的鼎力相助。
张学良降生之际，恰逢其父母情感融洽的甜蜜时光。鉴于张学良之前有一个哥哥不幸早逝，他的到来让张作霖倍感珍惜。就在张学良诞生的那天，张作霖刚好赢得了一场规模适中的胜利，于是，他给儿子取了个寓意喜庆的小名——“双喜”。他心中暗自揣摩，这个儿子似乎与他有着某种难以言喻的缘分。
张学良尚在襁褓之中，便有算命先生为其卜了一卦。卦象显示，张学良命格刚烈，有克父克母之相。化解之道，唯有入庙剃度为“跳墙和尚”，并将“双喜”之福还诸佛祖。此后，他出庙后所听到的第一声呼唤，便被定为他的新名。
张作霖素来对卦象深信不疑，因此，他对算命先生所言总是坚信不移。
一年之后，张作霖如约带着张学良前往庙宇，然而，他的目的并非真意让儿子剃度为僧。这趟庙宇之行，不过是一场走马观花的仪式罢了。
踏入庙宇，张作霖于庙门旁摆放了一根长凳，随即吩咐儿子跨越其上。尽管张学良当时年仅不满四岁，他却是个遵从父命的孩子。张作霖一声令下，张学良便迫不及待地跳过长凳，动作中带着些许跌跌撞撞。待张作霖再一声令“跑”，张学良立刻拔腿向庙外奔去。恰在此时，一位女子呼喊道：“小六子，回家吃饭了！”自那刻起，张作霖便以“小六子”称呼张学良。
“你们父亲事务繁忙，他心系家中，待他完成工作便会归来。”
张作霖常年忙碌，使得幼年的张学良对父亲的形象记忆寥寥。他在回忆往事时曾感慨：“在我孩提时代，父亲总是夜幕降临后才归家，而天将破晓便又踏上征程。”
赵春贵与张学良姐弟及友合影
在张学良的记忆里，母亲始终保持着那份青春的朝气，性情温和，即便他偶尔犯错，母亲也从未真正动怒。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学良对母亲的印象发生了变化。她逐渐变得爱唠叨，身上似乎弥漫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怨气。对待姐弟俩，她的耐心也开始逐渐消减。
张学良对这种转变的具体起始时间并不明了。随后，他的母亲情绪波动愈发剧烈，甚至有时会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对他施以重拳。
张学良逐渐察觉，母亲的变化似乎与父亲对他们态度的转变密切相关。
父亲每隔数月便会定期汇款至家中，然而具体数额，张学良并不明了。他这一认知，源自母亲的言谈之间，他曾听闻母亲提及：
“你父亲在吉林执行剿匪任务，山高水远，回来一趟实属不易，我们也不宜对他寄予过高期望。他每隔三两个月能寄些钱回来，这便足以说明他心中仍挂念着我们娘俩，并未将我们忘记。”
张学良在听到母亲这番话时，心中总觉得有些异样，却难以明言。直至成年，他才恍然大悟：母亲这番话，看似是针对他和他的兄弟姐妹而言，实则更像是她在自我安慰。
真相大白：彼时的张作霖，已在外界觅得年轻的新欢。赵春桂也渐渐对此有所耳闻。尤其是自张作霖的部队进驻奉天后，她对丈夫的私事了解愈发透彻。
赵春桂性格刚烈，内心充满强烈的自尊。对于丈夫再娶，她心中自有定见。一方面，她承认三妻四妾曾是传统习俗，另一方面，她内心深处却难以平复那股不甘。她深知，丈夫今日之成就，离不开她的默默付出。有时，赵春桂甚至感到，丈夫接连另娶，是对她恩情的背叛。
思及此，赵春桂心中对丈夫的不满油然而生。
抵达奉天后，张作霖曾欲将居于新民之地的赵春桂迎至府邸，然而赵春桂却不愿意见及他身边的姨太太们，于是她坚决地回绝了这一提议。赵春桂的果断拒绝激怒了张作霖，以至于他感到妻子无理取闹，不知感恩。
张作霖、赵春贵
在感情的世界里，女性往往在拒绝男性的时刻，并非真心希望结束关系，更多时候，她们仅是想借此手段，换取一丝微不足道的爱。赵春桂对张作霖奉天府邸的拒绝，亦是出于此。然而，张作霖未能领会其中之意，因此，他对妻子的冷淡和排斥感到极为恼火。
夫妻冷战。
家庭不和，子女往往承受最深重的苦痛。张学良目睹母亲常因情绪波动而对姐弟们发泄，甚至有时独自在角落中默默哭泣。有一次，他无意中撞见了母亲与姥姥的对话，听见母亲对姥姥抱怨道：“你说他就在奉天，离新民这么近，却从不回来，难道是觉得我已老去，不再值得他归来？”言罢，母亲便忍不住地流下了眼泪。
张学良最难以忍受的是母亲的哭泣，每逢母亲落泪，他的心便倍觉痛楚。此刻，他终于在母亲的话语中揭开了她近期情绪低落之缘由。
父亲已经将他们抛弃。
那天，聆听了她们的交谈之后，他拭去眼角的泪水，随即蹲伏在地，手持木棍不停戳击。直至地上出现了一个深洞，他才将木棍丢弃。
张作霖固然身处姨太太们的簇拥之中，然而他心中并未萌生抛弃原配与子女的念头。他不支付月钱，实则含有让赵春桂体验“威力”的深意。他常想：无论何种女性，皆可通过严厉的手段加以制服。
自从新民的家中月钱中断，生活愈发艰难。然而，赵春桂并未亲自前往求助于张作霖，她不愿面对丈夫，便派遣儿子张学良代为向父亲索要银两。
不过是去见父亲，何必太过拘泥于这些细节？
抵达张作霖的住所，张学良方才意识到：那身散发着恶臭、衣衫褴褛的形象，使他根本无法踏入门槛。原来，守卫误将他当作了乞丐。
张学良的性情与母亲颇为相似，他极富自尊。一次，门卫嘲讽他为叫花子，还用刺刀将他的狗皮帽子挑起扔出，这一幕让他深感羞辱。显而易见，这种羞辱感源自于父亲的教诲。
在返回新民的路途中，张学良泪流满面，哀声不断。他一边哭泣，一边对张作霖的姓名咒骂了数十遍。直至此刻，张学良方才意识到：自己对于父亲竟怀有如此深重的怨念。事实上，他对父亲的仇恨，大多源于母亲日常情绪的影响。
张学良携款项归国后，赵春桂便携带年仅五岁的幼子张学铭，亲自踏上了前往奉天的旅程。归途中，她不幸染病。
母亲，家中的坚强支柱，一旦病倒，张学良与姐姐张首芳便陷入了极度的焦虑。赵春桂的病情显然源自心灵深处的创伤，她前往奉天后，对丈夫的失望已至极点，心灰意冷。
张作霖六女，右一为张首芳。
原本，那日她与学铭历经风雪，攀爬冰面，抵达奉天之际，夜幕已然降临。行走一整日的她，踏入城门那一刻，便瞥见城门上吊挂之物。走近细观，竟是不堪入目的两颗鲜血淋漓的人头。
赵春桂从未目睹过如此恐怖的景象，不禁惊恐地尖叫起来。她紧抱着受惊的学铭，寻至张作霖的住所，却未能见到丈夫的踪影，只让人将她安置于一家客栈之中。
那夜，赵春桂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直至深夜时分，张作霖终于踏入客栈。他一进门便高声宣称自己困极，随即便在炕上沉沉睡去。赵春桂目睹此景，便转身去准备热水。以往，他们同宿一室时，他常常如此安睡，她每次都会为他端上一盆热水，细心洗净他的双脚。
被惊扰的张作霖猛然起身，毫不犹豫地给了张学铭一记耳光。挥掌之后，他怒斥道：“哭，哭，哭，你这是在诅咒我早日归天吗？”
张学铭刚遭惊吓，不料又遭一记耳光，顿时惊得目瞪口呆，原本的哭声戛然而止，竟直接昏厥过去，眼珠翻白。赵春桂见儿子如此受惊，顿时怒火中烧，她猛地抓起张学铭的枕头，朝张作霖掷去。张作霖怒吼一声，一脚将赵春桂踢倒在地。
黎明尚未到来，赵春桂红着双眼，怀揣着对儿子的无尽牵挂，毅然踏上返回新民的路程。在这趟充满焦虑与艰辛的旅途中，冰封雪覆的严寒无情地侵蚀着她的身体，病倒似乎早已成为了必然的结果。
张学良虽不知晓母亲在奉天的际遇，却依稀揣摩：母亲的疾病或许与父亲有所关联。
随着母亲病情的日益加重，张首芳泪流满面，对弟弟张学良急切地说道：“母亲恐怕不行了，你快进城去寻父亲。”吸取了上一次寻找父亲的失败经验，这次张学良变得谨慎起来：在离家前，他特意换上了最整洁的衣服，临行前，他还携带了一块银元，以备不时之需。
此番，张学良轻易地踏入屋内，未遇太多阻碍。彼时，张作霖正于房中怒火中烧，张学良小心翼翼地唤了一声“父亲”，却见张作霖猛地转过身来，对着他怒吼：“出去，全都给我出去。”
当时的张学良年仅11岁，尽管身高已迅速增长，但心智尚未完全成熟。面对张作霖的怒吼，他几乎要哭出声来。然而，他肩负着使命而来，于是，他终于鼓足勇气开口，大声说道：“父亲，母亲病得很重，情况危急，请您快去看看她吧！”
张作霖听罢，不禁蹙了蹙眉，语气略显不耐地说：“你们能不能别总是来打扰我，回家去吧！”
那天，张学良泪水涟涟地离开了张作霖的宅邸，当他迈出大门的那一刻，心中充斥着无尽的仇恨。正如他后来所言，倘若当时他手握枪械，他定会毫不犹豫地向这位冷酷无情的父亲扣动扳机。
张学良
张作霖并非铁石心肠，若他得知赵春桂此时病情危急，定会抛开一切，立刻赶往新民。然而，当时他正处于愤怒之中，误以为妻子此举是在与他开一场玩笑。
当日，张学良泪流满面地离去后，张作霖心中不禁泛起阵阵涟漪。他回想起与妻子上一次见面时的争执，心中不由得涌起一股愧疚之情。这种感觉在他心中悄然滋生后，他竟频频忆起与赵春桂初识时那段温馨的时光。
多年来，他在江湖中闯荡，无论职位高低，赵春桂始终不曾多加留意。她所牵挂的，唯有张作霖本人。若非对那荣华富贵毫不在意，她怎会仍旧蛰居在新民的简陋住所中？想到这里，张作霖心中不禁滋味复杂。经过深思熟虑，张作霖最终决定派遣二夫人卢寿萱去实地探查一番。
卢夫人踏入新民杏核胡同的旧宅，一眼望去，不禁惊愕不已：只见赵春桂躺在床榻之上，脸色苍白如纸，已然丧失了言语的能力。
意识到形势严峻，她随即分派人手通知张作霖赵夫人的病情，同时紧急召唤医师开具药方。
赵春桂所患之疾，实则根植于心，纵使名医高手，亦难以施展妙术。连续数日服用药物之后，她的病情却愈发恶化。
1912年4月15日，赵春桂，这位当时年仅38岁的生命，因抑郁而黯然离世。
卢夫人紧急电告张作霖赵夫人的不幸噩耗，然而，当张作霖听闻此消息时，竟难以置信地以为不过是误传。他始终不愿接受这个现实，那位不久前还与他争执的夫人，竟然如此突然地离他而去。
在乘坐专车从奉天驶向新民的路上，张作霖的思绪不禁回到了往昔，脑海中浮现的都是妻子早年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与体贴。
抵达新民之际，耳畔传来满室哀戚之声，张作霖方才惊觉：爱妻已然离世。走近妻子的床榻，目睹赵春桂静静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张作霖不禁抚尸悲恸，泪如泉涌。
张首芳、张学良与张学铭三兄妹目睹此情此景，悲痛之情愈发浓烈，哭声更是惊天动地。那一年，赵春桂不幸离世，张首芳正值15岁芳华，张学良尚在幼龄，年仅11岁，而张学铭更是稚嫩，仅有5岁之龄。
母亲的离世，使得张学良对父亲的怨恨愈发浓重。而此时，张作霖已洞悉一切，对于当日将儿子逐出家门的行为，他心中满是懊悔。然而，他深知此刻无暇顾及父子间的纷争，首要任务是妥善处理妻子的丧事。
赵夫人离世之后，卢夫人特意为她选了一副质地上乘的柏木棺椁，那棺材是她以私房之资购置的。
张作霖绕着棺材转了两周，轻轻拍打了几下，便说：“这个不合适，得换一个。”
不久之后，张作霖竭尽所能，终于在当地首富的家中觅得一副上乘的金丝楠木棺材。
赵春桂的葬礼于新民县举行，当日，来自奉天各督抚衙门的高位官员、张作霖的结义兄弟以及所属连级以上的军官，以及日本、俄国、美国、英国和意大利驻奉天的领事及商务代表，均纷纷赶至新民参加。
亦是此番葬礼，张学良方才领悟：他的父亲，竟是一位非凡之辈。然而，这种非凡与他并无瓜葛，此刻，他心中对父亲唯有满腔恨意。
赵春桂的安息之地择址于驿马坊，此处背倚苍翠青山，前临潺潺流水，风景尤为雅致。
张作霖、赵春贵合葬墓
在安葬之际，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等亲信肩负起抬棺的重任，其阵势之威严，竟令周围之人皆为之侧目。张学良目睹着众多亲属身着素衣、头戴孝帽，为母亲守丧，心中不禁暗自感慨，父亲对母亲至此总算有了几分孝道之仪。
在赵春桂的葬礼上，哭得最悲切的无疑是张学良的姥姥。张学良深知姥姥的心境，时刻守在她的身旁，以防她有个闪失。就在那一天，姥姥哭得泪如泉涌，突然间，她不顾一切地向张作霖冲去。在张首芳和张学良的拼命拉扯下，她仍然怒骂不止：“这下你该满意了吧，再无眼中钉了吧！我早料到女儿会跟随你，注定不会有好下场……”
岳母的话语令张作霖面色铁青，他紧抿双唇，默默站立，内心的痛苦难以言表。的确，自从与她结缘，她未曾享受到半分福祉。即便他身为高官显贵，她却依旧滞留新民，未曾尝过一日之欢愉……
紧握住姥姥的手后，张学良眼中充满了对父亲的深深怨恨。张作霖察觉到儿子那充满怨恨的目光，心中突然涌起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儿子，他长大了。
在安葬了赵春桂之后，张作霖悲痛欲绝，于墓地门房中度过了一整日一夜。翌日清晨，当他步出房门之际，恰逢张学良伫立门口，眼中红肿，他冷冷地瞪视着父亲。张作霖回望一眼，随即一瘸一拐地走向儿子身旁。
环顾了张学良一眼，张作霖一边轻揉着腿部，一边对儿子叮嘱道：“小六子，你要牢记，我一旦离世，便将我安葬于此。”
聆听父亲的话语，张学良心中不禁涌起一阵剧痛，泪水也随之涌上眼眶。他哭泣着蹲下身躯，这次的眼泪中，却掺杂了对父亲与母亲深厚感情的深切触动。他终于领悟到：父亲和母亲，他们并非没有爱，只是，他们表达情感的方式出现了偏差。
在那个瞬间，张学良卸下了对父亲的诸多怨恨，甚至心生怜悯。是啊，他固然失去了母亲，但父亲又何尝不是失去了一个最挚爱他的亲人呢！
赵春桂离世之后，张学良与他的弟妹们一同被张作霖接回奉天的家中。那时，张作霖已为张学良家族新增了幼弟幼妹。
迁居奉天之后，张学良方始得知：原来自己的父亲竟为家中增添了众多继室，且她们还各有子女。这一消息让张学良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愤懑。
张作霖有八子，张学良居中。
张学良的表情总难掩心事，张作霖只需一瞥便能洞察他的心思。在一次聚餐之际，他巧妙地试探道：“你对咱们这个家庭，是否有所不快？”
张学良听闻此言，猛地从餐桌旁起身，扯了扯身上的皮袄，语气激昂地说：“你瞧瞧我现在身着何物，饮食何物，再想想她们又是如何穿着，又是如何进食，难道你就不想想我的母亲吗？”
张作霖闻言，并未动怒，只是随意扒了一口饭，语气中带着几分宽容：“你们吃得饱、穿得暖，你妈定会心满意足。而你，现今亟需努力，争取有所成就，以免将来我见到你妈时，无法向你妈交代。”
张学良敏锐地察觉到，父亲在说出这最后一句话时，语气中透露出一丝异样，显然是想起了他们已故的母亲，内心再次涌起难言的痛苦。那一刻，张学良的心头也不禁泛起一阵隐痛。
张作霖下定决心，要为张学良兄妹提供充分的补偿。无论他们提出何种要求，只要力所能及，他必定竭尽所能予以满足。为了确保张学良能够接受优质的传统教育，他特地从海城聘请了杨景震先生，由其教授《论语》、《孟子》和《史记》等经典著作。
随后，张作霖特地邀请沈阳著名儒者白永贞先生前来授课。
重返张作霖麾下不过短短两年，张学良便迅速蜕变为一位成熟的大人，在众多兄弟姐妹中，他已然成为“众星捧月”的领军人物。张作霖对儿子寄予厚望，期望他成长为“将门虎子”的雄心亦愈发显现。
起初，张学良对父亲为他铺设的每一条路都抱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他甚至渴望走上一条与父亲背道而驰的人生轨迹。这一现象既源于他青春期所特有的叛逆心理，也是他与父亲之间长期存在隔阂的直观反映。
张学良虽在母亲离世后与父亲共同生活，然而，由于童年及少年时期父亲陪伴的不足，他对父亲缺少了那份普通父子间的亲近感。加之母亲的因素，他对父亲增添了几分怨言，这种怨气淡化了张作霖作为父亲在儿子面前应有的威严。
张作霖亦察觉到了这些问题，并竭力试图弥补。然而，成长的机会唯有一次，张作霖终究因这份遗憾而尝到了苦果。与此同时，他的工作愈发繁忙，以至于他想要弥补那缺失的陪伴，亦成了难以实现的奢望。
在晚年岁月，张学良曾在一份自我反思的文章中感慨道：
“年仅十一岁，慈母不幸离世，先父对其宠爱备至，然因军政繁忙，未能给予充分的家教，更缺乏良师益友的熏陶。”
母亲的过早离世，以及父亲陪伴的缺席，使得张学良的性格相较于同龄人显得更为桀骜不驯。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他逐渐对父亲产生了深深的敬佩之情。
任何儿子面对权倾一时的父亲，心中难免不生敬意。张学良，作为凡人，也不例外。
凭借张作霖长子的显赫身份，张学良得以享有诸多特权，甚至体验到了掌控风云的快感。然而，这一切亦促使他不自觉地向父亲的角色逐步靠近。然而，他那根深蒂固的“反叛”基因，却并未彻底从他心中消弭。
张作霖，张学良。
1915年，张学良结束了私塾生活，踏入社会，迎来了人生的关键抉择。站在人生的重要岔路口，他的首要愿望是投身医学领域。然而，当他将这一志向告知父亲时，张作霖的反应却是激烈地摇头，仿佛拨浪鼓一般。尽管如此，张学良并未因父亲的反对而放弃追求医学的梦想。事实上，他对父亲为他规划好的军旅生涯并不感兴趣。
张作霖是一位智者，他对儿子的性情了如指掌。因而，当儿子对他提出的建议表示反对时，他并未显得焦虑。此刻，他更忧虑的是促成儿子与自己的挚友于文斗的千金于凤至结为连理的大事。
张作霖尚未崭露头角之际，曾蒙于文斗搭救一命。彼时，他郑重向于文斗许下诺言：若日后有所成就，必当与他结为姻亲，以报答那救命之恩。
凤至比张学良年长四岁，尽管出身名门，她的性格却显得过于古板，因此，她并未能完全符合张学良的心意。然而，为了报答父亲的恩情，张学良最终还是选择以自己的生命作为偿还。至此，张学良内心愈发坚定地认为，父亲欠他一份情。
在妥善安排了儿子的婚事后，张作霖着手规划如何将儿子引入军旅生涯。他首先提议让儿子赴日本深造，但张学良对日本并无好感，因此拒绝了父亲的这一安排。同时，张学良也表达了自己出国留学的愿望。然而，这一请求自然遭到了张作霖的坚决反对。
最终，在父亲的激将之下，以及张伯苓等身边人士的深刻影响下，张学良毅然作出了一项重大抉择：他决定投身社会、献身国家，舍弃安逸的生活，踏上为民服务的征程。
在做出这一抉择的瞬间，张学良便毫不犹豫地踏入了他父亲张作霖所创建的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经过半年之久的刻苦磨砺，他以优异的成绩荣膺总分第一，顺利从炮兵科第一期毕业，并荣获陆军炮兵上校的荣誉军衔。
在东北讲武堂，张学良的人生轨迹和思想观念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变。得益于教官郭松龄的悉心指导，他系统地掌握了战术策略、兵种编制、兵器运用、地形分析、交通布局以及筑城艺术等军事课程，这些知识为他日后统率奉军奠定了坚实的军事基础。
张学良的这一举措，张作霖深感欣慰，他难掩内心的喜悦。在那毕业之际，他拍了拍儿子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好样的，小六子，没让你爹失望！好好努力吧！”
不久之后，张学良晋升为奉天陆军第三混成旅第二团的团长。在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中，他作为“镇威军”东路军第二梯队司令，战功赫赫。至此，张学良正式踏入东北军决策层，与父亲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上下级关系。
此刻，最乐开怀的无疑是张作霖，他长久以来为无法约束儿子而犯愁。如今，凭借这层特殊的上级身份，他得以频繁地以长辈的口吻与儿子交流。他发现，这一招果然颇见成效。
随着张作霖对张学良的信任日益加深，父子间的和睦并未随之增进，反而因决策等多重问题频生龃龉。张学良推崇既是良师也是挚友的郭松龄，而张作霖则更青睐杨宇霆。郭松龄与杨宇霆分别代表着两大阵营，即“士官派”与“陆大派”。
张学良对郭松龄过度信任，给了他可乘之机，导致其叛变。这一事件，成为了父子关系中的一大转折点，甚至对两人之间的父子情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25年，在平定郭松龄叛乱之后，张作霖气愤难当，甚至到了要枪毙张学良的地步。面对前来劝阻的众人，他怒吼道：“养子未必皆良，若非我亲手了结小六子，实在愧对众人……”
“唯有张学良有能力说服郭松龄麾下的部众归降，他不仅不能被处决，还应被赋予极高的权力。”
张作霖此举并非真心意图加害张学良，实则是以此策略平息东北各界对张氏父子积存的怨气，进而安定人心。
冯张段
然而，张学良深知，那回，父亲的确动了真怒。此事过后，他终于领悟到：在军事领域，他与父亲的差距，竟是如此之大。
郭松龄发起反奉运动之际，张学良亦从父亲一连串的决断中，窥见了父亲与众不同的胸怀气魄，他对父亲的敬仰自此达到了顶峰。
心理学领域的学者们均深知，"崇拜"构成了稳固与促进父子关系的关键基石。此基础一旦奠定，父子间的诸多矛盾亦能得以轻松化解。
此外，自抚养儿女以来，张学良在父亲的角色的实践中，逐渐对亲子之情有了更为深刻的感悟，他对父爱的辛劳体会更加深刻。自然而然地，他与父亲间的情感纽带也日渐亲密。
张学良与张作霖的父子纽带始终未能完全弥合，其间隐约存在着难以言喻的裂痕。张作霖察觉到，在儿子面前，他总是如同面对一个叛逆的少年。一旦触及儿子的敏感神经，他那叛逆的本性便会不请自来。张作霖逐渐意识到，儿子的性格或许将成为他执掌权力的绊脚石。
面对这一切，张作霖束手无策，他深知：这一切皆是他一手酿成的后果。换言之，若儿子始终陪伴在他身边，沐浴在温馨的家庭氛围中，他绝不可能形成如今这种性格。
正当张作霖在思索如何对儿子进行教育改造之际，他的生命旅程却不幸走到了终点。
1928年农历四月十七日，即6月4日，张作霖不幸在日本人精心策划的皇姑屯事件中遭遇暗算，以身殉难。当年，张学良正值27岁之年，而这一天，恰巧也是张学良的生辰吉日。
张作霖乘坐的车厢
得知这个令人悲痛的消息之际，张学良痛不欲生，下意识地感叹：“老天爷，竟在戏谑这对父子。”及至晚年，谈及此事时，他感慨地说：
“这不就是老天的玩笑吗？我的生日竟与父亲的忌日巧合。因此，我决定将生日改至五月初八，那是大姐（于凤至）的诞辰。”
临终之际，张作霖留下的唯一遗言仅有：“我已力不从心，速令小六子返回奉天，务必勉力前行……”
在父亲离世十余日之后，张学良方才通过乔装易容，巧妙地避开了日本人的严密监视，重返奉天。然而，当他抵达时，父亲的遗体早已腐烂不堪。面对这惨痛的现实，他在见到已故父亲的面容时，竟未能流出泪水……
在目睹亲生父亲不幸遇难的惨状时，张学良竟未能流出泪水，这一异常行为引发了后世持续的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张学良之所以未哭泣，是因为当时他所处的环境充满了危机，他无暇他顾，情感表达被现实所压制；另一种观点则是，张学良对父亲持有一种类似上司的尊崇态度，因此作为部下，他对上司的情感表达相对较少。
真相在于，张学良当时竟无法落泪，其原因是内心情绪的纷繁复杂。这种情绪，一方面源自他对谋杀父亲的日本侵略者的深仇大恨，另一方面则源于他与父亲长达数十年的恩怨纠缠。正是这些错综复杂的情感交织，使得他面对至亲离世之痛时，无法尽情释放内心的悲伤。
亲人的哀哭，周遭的喧嚣，以及军乐队低沉的哀乐。蓦地，他在这纷扰的噪音中，仿佛听到了一声来自父亲棺木中的呼唤——“小六子”。惊愕之下，张学良下意识地向棺木的方向迈出数步。然而，待他抵达棺木之侧，方才意识到：那不过是他的错觉，从此再无人以“小六子”称呼他。
那一刻，他身体一晃，双膝无力地扶住棺木，发出一声悲痛欲绝的“爸”，随即跪地。泪水如同断线的珍珠，一颗接一颗地滑落。
目睹此景，周围的人亦纷纷泪流满面，哀声连连。张学良这才深切地感受到：父亲再也不会踏足此地。那日，即将迈入而立之年的张学良痛哭失声，宛如孩童。他的脑海中反复涌现与父亲共度的温馨时光，而父亲在母亲丧礼上那句话亦如雷贯耳：“小六子，记住，我离世后，你便将我安葬于此。”
那一天，张学良多次泣不成声，晕厥于地。二十余年的光阴里，此乃他情绪最激烈的一次爆发。那场情感的宣泄之后，他与父亲在情感上达成了彻彻底底的和解。往昔的恩怨、仇恨，以及儿时父亲在他心中留下的伤痕，皆在那日化作了云烟：他与父亲实现了真正的和解。
张作霖、张学良
和解是在父亲去世后达成的。
这等成果，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恐怕唯有张作霖与张学良两位父子方能揭晓此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