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韩国已经没有哪个领域是领先中国的了。 ”当韩国首尔大学金兰都教授在电视节目中说岀这句话时，现场一片哗然，韩国网民直接炸了锅。

谁能想到，这位曾经也对中国带着偏见的教授，2015年春天去了一趟中国后，整个人都被颠覆了。 他站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里发愣，这个庞然大物比韩国仁川机场大了近三分之一，每年能接待8300万人次。 他看到中国年轻人拿起手机轻轻一点就叫到了车，支付时钱直接从手机里扣掉，这种便捷的支付技术让他目瞪口呆。

但真正的冲击还在后面。 他坐上时速350公里的高铁，从北京到上海只用了5个小时，车上网络信号良好，还有免费WiFi。 而韩国高铁最快才305公里每小时，还经常晚点。 到达上海后，外滩金融区的摩天大楼群让他仰头仰到脖子酸，632米高的上海中心大厦是全球第二高楼，比韩国最高的乐天世界塔高出200多米。

金教授回到韩国后，在《明见万里》节目中说出了让所有韩国人难以接受的大实话：“中国发展太快了，韩国却还在看不起中国，但中国根本没把韩国放在眼里。 ”这番话立刻引发了韩国网民的强烈不满，甚至有媒体直接称他为“卖国贼”。

金兰都教授不是唯一一个意识到这一变化的韩国学者。 韩国首尔大学国际大学院院长金显哲在疫情后首次访华时感慨道：“中国发展变化太大了！ ”他发现北京的污染更少了、道路更整洁了、电动汽车随处可见，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也有显著提高。

这些亲眼所见的现实，击碎了许多韩国人长期以来的优越感。 数据显示，中韩建交前一年的1991年，韩国GDP相当于中国GDP的86%。 那时候，韩国人面对中国时的优越感是不言而喻的。 但三十多年过去了，2020年韩国GDP规模已经下降到只是中国的1/9，仅相当于中国广东省的规模。

经济实力的逆转只是故事的一部分，科技领域的竞争更加令人震惊。 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每两年发布的《技术水平评估》报告显示，中国在2022年超越了韩国，在航天航空技术、量子通信和人工智能等领域领先。 这些领域被视为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而韩国已经失去了优势。

更让韩国企业感到压力的是，中韩两国在半导体、汽车、电器、电子等产业的出口竞争正日益深化。 韩国贸易协会的数据显示，韩中两国在半导体产业的出口相似度指数从2018年的0.669上升到2023年的0.677。 指数越接近1，意味着两个国家的出口产品越相似，竞争越激烈。

在汽车领域，竞争更是白热化。 韩中两国出口相似度指数从2018年的0.354飙升到2023年的0.522。 这意味着，曾经在汽车制造领域占据绝对优势的韩国，现在正面临着中国企业的强力挑战。

这些变化让很多韩国人难以适应。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主任詹德斌分析认为，韩国民间对华认知出现偏差的根源在于中韩实力对比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韩国社会还处在俯视中国，甚至贬低中国的阶段，还未适应也不愿适应将中国视为一个崛起的强国。

特别是韩国年轻人，他们对中国的负面情绪尤为强烈。 斯洛伐克智库“中欧亚洲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81%的韩国受访者对中国持有“负面”或“非常负面”的态度，该比例是在56个调查对象国中最高的。 而2015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类似调查中，对中国持否定态度的韩国人仅占37%。

这种情绪很大程度上源于韩国媒体构建的中国形象。 韩国东亚研究所所长禹守根指出，过去3年两国民间交流明显减少，韩国人对中国的认知更多依赖媒体和网络，这其中不乏对华歪曲报道。一些韩国媒体不断炒作“中国风险”，要求减小对华贸易依赖的呼声也有所增多。

然而现实是，韩国近年来进口的上万种商品中，有1800多种特别依赖中国，其中镁、氯化钙、尿素等的依赖度都在90%以上。 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秋庆镐也不得不承认，韩国对华贸易大规模顺差的时代已落幕。

金兰都教授提出了一个形象的“三明治理论”：韩国被美国日本夹在上面，中国硬挤进来成了中间的主料，韩国变成了边角料。 他指出，中国产品在全球占了30%的市场，而韩国产品超过50%需要靠出口。

面对这种局面，一些韩国学者试图寻找新的定位。 金显哲教授明确反对“中国威胁论”，他认为“中国是共同发展的伙伴而非威胁”。他回忆起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也让韩国享受了红利。

但这样的理性声音在韩国往往被边缘化。 金兰都教授在电视上讲完真话后，不仅遭到网络攻击，还被主流媒体批判。 他发现韩国有严重的“申遗执念”，从2001年开始，韩国把宗庙祭礼、江陵端午祭、拔河、燃灯会等都申请成了文化遗产。 这实际上反映了韩国的一种文化焦虑。

当金教授在中国河南参加真正的端午龙舟赛时，他看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真实存在于人们生活中的，不是靠申遗来保存的。 这种文化自信与韩国形成了鲜明对比。

韩国科学技术企划评价院在《技术水平报告》中感叹，2010年还领先中国3年的韩国技术水平，到2020年已落后中国0.1年。调查涵盖的10个领域中，2010年韩国除了在航空航天领域落后中国0.1年外，其他9个都领先。 但到2020年，韩国在航空航天、生物医疗、能源资源、信息通信科技和软件等多个领域被中国赶超。

最引人注目的是，原本被视为IT强国的韩国，如今在移动通信、系统软件、人工智能、虚拟技术等新一代技术上，已把主导权让给中国。 剩下的几个领域，韩国领先中国也不过半年左右。

在全球知识产权申报方面，中国申请量为69610件，居世界第一。 美国排第二，日本、韩国和德国紧随其后。 申请人方面，中国华为以6494件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位居全球榜首，韩国三星电子排第二。

这些数据描绘出一个清晰的画面：那个韩国在所有领域都领先中国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现在的中韩关系，是一种复杂的经济技术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 韩国在半导体等少数领域仍保持优势，但整体上已经被中国超越。

金兰都教授曾指出，韩国人口老化严重，而中国有大量年轻力量。 2014年中国大学毕业生有727万人，而韩国当年只出生了43.54万个小孩。 这种人口结构差异，预示着两国未来发展潜力的不同。

当一些韩国人还在嘲笑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时，他们已经无法解释为何这个“发展中国家”的高铁网络比韩国更发达、移动支付更普及、人工智能技术更先进。 就连韩国人引以为豪的“汉江奇迹”，在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取得的成就面前，也显得黯然失色。

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2020年12月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66.3%的韩国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发展对韩国造成负面影响”，认为“正面影响”的只有15.5%。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绝大部分韩国人将美国视为“最亲近的国家”。

这种心态反映了韩国在中美之间的艰难抉择。 中韩建交后，韩国长期奉行“安美经中”的对外政策，但这个政策成功的前提是中美关系总体上处于战略稳定。 随着美国对华政策转向竞争主导，韩国在中美之间的战略回旋空间正在缩小，由之前的“左右逢源”转变为“左右为难”。

对于那些敢于说出真相的韩国学者来说，他们面临的不仅是舆论压力，更有身份认同的危机。 金兰都教授虽然承认中国在各领域的领先，但仍流露出韩国人的思维特点，提出韩国应当“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如同骑手驾驭大象一般，借助中国发展之势实现自身的腾飞”。

但这种“驭象而飞”的想法，可能只是一厢情愿。 中国的崛起不是仅凭短短几天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就能透彻理解的。 并非靠某些单独产业就能支撑起如此庞大的经济增长规模，这种蓬勃的发展态势，就连美国那样的强国都无法忽视。

当韩国教授面对网络喷子的质问，坦然承认“我们韩国已经没有哪个领域是领先中国的了”时，这不仅仅是一句简单的回应，而是基于实地考察和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 对于那些尚未亲身到过中国、仍然沉浸在旧有优越感中的韩国人来说，这个结论可能难以接受，但却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