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一枚圆形出入证

1949年4月的北平，春寒料峭。

这座刚刚摆脱了围城之困的千年古都，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复杂的气味：旧时代尘埃落定的萧索，与新纪元呼之欲出的躁动，奇异地混合在一起。

古老的城墙和胡同，第一次如此安静地聆听着汽车引擎的轰鸣，而不是炮声。

一辆黑色的苏制吉斯轿车平稳地行驶在长安街上，驶向中南海。

车内，周恩来的目光越过车窗，审视着这座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冬日的枯枝尚未完全抽出新芽，但阳光已经有了几分暖意，洒在那些挂着“庆祝北平和平解放”横幅的店铺门脸上，映出市民脸上混杂着迷茫、观望与期待的神情。

车队接近中南海西门，门口的警卫战士立正敬礼，目光在轿车挡风玻璃前的一个小物件上短暂停留后，便挥手示意放行。

整个过程流畅、迅速，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停顿。

车轮碾过门内的石子路，发出细微而清脆的声响。周恩来没有看文件，也没有闭目养神。

他的视线，落在了那个刚刚发挥了关键作用的小物件上——一枚被精心放置在挡风玻璃右下角的圆形金属牌，上面刻着编号，在阳光下反射着冰冷的光。

“杨师傅，把那个圆牌牌递给我。”

他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穿透力。

司机杨金铭应声将那枚温热的金属牌递到后座。周恩来用指尖摩挲着它的边缘，牌子制作得很规整，但除了编号，没有任何可供识别的个人信息。

轿车在勤政殿前停稳。

周恩来下车，却没有像往常一样径直走向办公室。他叫住了随行的保卫科科长，将那枚圆形出入证托在掌心，目光锐利如刀。

“刚才我的车进来，警卫没有示意停车检查，是因为这个出入证？”

保卫科长立正回答，语气中带着一丝对这套高效系统的自信：“是的，周副主席。”

“就是说，警卫见了这就放行，任何车辆都是这样？”

“是的。”

周恩来的眉头瞬间锁紧，掌心的那枚金属牌仿佛陡然增加了千钧重量。他抬起头，目光扫过不远处站岗的哨兵，声音里透出一种冰冷的严峻：

“这怎么可以？”

他将那枚金属牌举到科长面前，一字一句地说道：“假如它丢了，别人捡去放上，同样可以进来了。”

这句话像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湖面，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了那看似寻常事物背后潜藏的巨大风险。

北平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市，它是即将举行的国共和谈的中心，是新中国未来的心脏。这里的每一丝风吹草动，都可能牵动整个国家的神经。

周恩来的语气变得更加不容置疑：“马上换成纸质的，要大一些，印上姓名、单位、车牌号，司机师傅的照片也要贴上。”

他顿了顿，目光深邃地望向远方，那里是紫禁城的轮廓。

“不是我们进了北平，一切就平安无事了。”

“百密一疏”这个词，在他的字典里，等同于“不可饶恕”。

“周副主席放心，我立刻去办。”保卫科长额上渗出细汗，他被这雷霆万钧般的指示震慑住了。他意识到，自己眼中高效的安保措施，在真正的战略家眼中，不过是一个充满致命漏洞的摆设。

就在这时，一名秘书快步从勤政殿内跑出，神色匆忙。

“周副主席，勤政殿有您的电话。”

周恩来将那枚已经被宣判“死刑”的圆形出入证交还给保卫科长，仿佛只是处理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整了整衣领，快步走向那座见证了无数历史风云的殿堂。

他知道，相比于一个安保漏洞，真正严峻的考验，往往来自那根细细的电话线。

他走进办公室，拿起沉甸甸的黑色听筒，声音沉稳如初：

“我是周恩来。”

电话那头传来的，是一段被核实的情报。声音不高，却让整个房间的空气瞬间凝固。

01：溪口的阴影与空无一人的机场

“情况已经落实，南京方面的和谈代表张治中，没有直接从南京出发，是先去了奉化的溪口蒋介石那里，才过来的。”

情报人员的声音清晰、冷静，每一个字都像一颗子弹，精准地击中了此次和谈最脆弱的环节。

周恩来握着电话，沉默了片刻。窗外，春日的阳光正好，但他眼中的光芒却迅速沉淀下去，变得深不见底。

溪口。

这个位于浙江奉化的寻常小镇，因为一个人的存在，成为了当时中国政治版图上一个看不见的权力中心。

蒋介石，虽然已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将“总统”之位交给了副总统李宗仁，但他从未真正放开过权力。

他退居溪口，更像是一只猛虎退回自己的巢穴，看似蛰伏，实则以遥控的方式，牢牢掌控着国民党军队的命脉和南京政府的决策。

张治中，这位被誉为“和平将军”的国民党元老，作为南京政府首席和谈代表，在飞往北平开启历史性谈判之前，却先去拜谒这位“下野”的总裁。

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它像一团乌云，笼罩在即将开始的和平谈判上空。

这究竟是张治中个人的政治习惯，还是南京李宗仁政府的授意？抑或是，这本身就是蒋介石为了向共产党展示其“影响力”而精心导演的一出戏？

周恩来的大脑在飞速运转。他看到的，不仅仅是张治中一个人的行程，而是背后那张错综复杂、充满算计的政治网络。

李宗仁想“划江而治”，需要和谈的成果来巩固自己的地位；白崇禧等桂系将领在长江南岸陈兵百万，既是李宗仁的筹码，也是战争的引信；而远在溪口的蒋介石，则希望和谈破裂，以便他能以“党国危难”为由，重新出山，收拾残局。

张治中的溪口之行，让南京代表团的身份变得模糊不清。他们究竟是代表渴望和平的南京政府，还是代表那个一心想将战争进行到底的蒋介石？

“知道了。”

周恩来对着话筒，只说了这三个字。声音平静，却蕴含着雷霆万钧的力量。

他挂断电话，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对身边的秘书下达了一连串口头指示。

“取消我去机场迎接的计划。”

这个决定让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按照原计划，周恩来将亲自率队前往北平西郊机场，以最高规格迎接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代表团。这既是出于对这位老朋友的尊重，更是向外界展示共产党争取和平的巨大诚意。

此刻，取消迎接，无疑是一种外交姿态上的“降格”，一种无声的抗议。

“转告齐燕铭同志，”他继续说道，“接到南京代表后，不要安排任何欢迎仪式，直接送他们下榻六国饭店休息。”

“我会择时拜访。”

每一个词都经过了深思熟虑。不迎接，是表明态度；直接送去休息，是保留体面；“择时拜访”，则将主动权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他要让南京的代表们一落地，就能感受到北平四月天的“春寒”，让他们在走进谈判会场之前，先冷静地思考一个问题：他们，到底为谁而来？

与此同时，数百公里之外的天空中，一架名为“空中霸王”的美制C-54运输机正穿过云层，向北平飞去。

机舱内，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成员，心情各异。

张治中（字文白）望着舷窗外翻滚的云海，心中五味杂陈。他一生致力于调停国共关系，奔走于重庆、南京、延安之间，却眼看着国家一步步滑向内战的深渊。

如今，三大战役尘埃落定，长江以北已尽属共产党。这次北平之行，他深知是最后的机会，但溪口之行给他的压力，如同机翼下的气流，让他的心绪始终无法平稳。

他身边，邵力子、章士钊等代表，或闭目沉思，或低声交谈。有人还在轻松地念叨着：

“周恩来一向很守时，算算时间，他应该已经到机场了。”

他们对即将到来的“冷遇”一无所知，依旧沉浸在对一场高规格礼遇的期待之中。他们没有意识到，就在他们飞行的这几个小时里，北平的政治风向，已经因为一通电话而悄然改变。

飞机降落在西郊机场。

当舱门打开，扑面而来的，是北平干燥而寒冷的风。

风中没有欢迎的乐曲，也没有挥舞的旗帜。舷梯下，没有出现他们预想中周恩来那熟悉的身影，只有一个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负责人齐燕铭带领的、表情严肃的工作组。

没有鲜花，没有握手，没有热情洋溢的欢迎词。

只有一句简短而公式化的问候：“各位一路辛苦了，请上车吧，住处已经安排好了。”

从机场到东交民巷六国饭店的一路上，车队在寂静中穿行。南京代表们看着窗外陌生的街景，心中的失落与疑惑不断发酵。

这盆“冷水”，浇得他们措手不及。

他们终于明白，共产党送来的第一个信号，不是通过文件，也不是通过言语，而是通过这空无一人的机场跑道。

02：谈判桌上的第一道考题

六国饭店，这座位于东交民巷的西式建筑，曾是《辛丑条约》后外国使馆区的核心，见证了中国半个世纪的屈辱与沧桑。

如今，它被选为南京代表团的下榻之处，本身就带有一种深刻的历史隐喻——一个旧时代的权力象征，正在成为新时代谈判的舞台。

随后的几天，南京代表团成员被客气地“晾”在了饭店里。

除了日常的食宿安排，没有任何正式的会见或谈判议程。这种“冷处理”，让代表团内部的气氛日益压抑和焦躁。

他们如同被困在笼中的鸟，能看到北平的天，却感受不到任何谈判的实质进展。

直到4月2日，也就是代表团抵达北平的第二天下午，周恩来才在勤政殿正式会见了张治中一行。

会见厅内，气氛庄重而严肃。长条桌的两侧，分坐着国共两党的代表。

一边是周恩来、林伯渠、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神情沉静，目光如炬；另一边是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等人，几天来的等待与揣测，让他们显得有些疲惫和不安。

没有过多的寒暄，在介绍完双方代表后，周恩来身体微微前倾，目光直视着对面的张治中，问出了那个早已准备好的问题。

这个问题，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精准地切向了此次和谈最核心的症结。

“文白先生，”他的声音不高，但清晰地回响在每个人的耳边，“你是南京政府的代表，还是蒋介石的代表？”

一针见血，直击要害。

张治中瞬间愣住了，他显然没有料到周恩来会如此开门见山，如此不留情面。他下意识地挺直了背，试图维持作为首席代表的尊严。

“当然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代表。”他的回答迅速，但略显底气不足。

周恩来等的就是这句话。他追问得更紧，语气也随之变得严厉起来：

“你既然是南京政府的代表，为什么临行前还要到溪口去见蒋介石呢？”

他没有给张治中任何喘息的机会，继续展开论述，每一句话都像是在进行一场公开的政治剖析：

“你这样做，只会加强蒋介石的地位，混淆视听，证明蒋有力量控制南京代表团，控制和谈。”

“这种由蒋导演的和谈，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历尽战乱的人民也是不能接受的！”

这番话掷地有声，让整个会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南京代表团的成员们面面相觑，无言以对。他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责问，更是一种基于绝对实力和道义制高点的压迫感。

张治中脸色涨红，他试图解释。他谈到了蒋介石虽然下野，但军权仍在握的现实；谈到了为了让未来可能达成的协议能够顺利执行，必须征得蒋的某种“谅解”。

他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因为他自己也清楚，溪口之行在政治上是何等的失策。

周恩来看穿了他的窘境，也看穿了南京政府内部的矛盾与软弱。他要的不是让张治中难堪，而是要彻底打掉南京代表团身后那道来自溪口的阴影。

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之后，他的话锋一转，又展现出了极大的灵活性和诚意。

“当然，”他放缓了语速，目光重新变得温和，“我们不能因为你到溪口去见了蒋介石，就不跟你们和谈了。”

“和谈还是要谈的。”

批评与争取，原则性与灵活性，在这短短几分钟的交锋里，被周恩来运用得淋漓尽致。

他既明确了共产党的底线——不与蒋介石的傀儡谈判，又保留了和谈的通道，将球重新踢回给了张治中和其背后的李宗仁政府。

这场开场白，为整个谈判定下了基调：这是一场在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兵临长江天险的背景下，实力极不对等的谈判。

共产党要的不是妥协，而是南京政府如何“接受”和平的条件。

03：协定草案：字字千钧的“最后通牒”

真正的较量，在谈判桌上正式展开。

4月13日，双方代表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第一次正式谈判。长桌上，一份名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的文件，成为了双方博弈的焦点。

周恩来首先拿起文件，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协定草案进行说明。他的姿态从容，语气平稳，但内容却字字千钧，不容置喙。

他首先谈到的是“战争责任”问题。

“战争的全部责任，应该由南京国民政府承担。”

他清晰地说道，“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定，是保证今后国内和平的一个文件，所以必须在条款前文，明确这个责任。”

这句话，如同在平静的水面投下一块巨石。南京代表团成员的脸色立刻变了。

在他们的预想中，可以谈军队改编，可以谈政府改组，但要让他们在白纸黑字的文件上，承认自己是发动内战的罪人，这是情感上和政治上都难以接受的。

一位代表立刻提出异议，认为“战争责任”这样的词句过于刺激，希望能用更委婉的措辞，或者干脆删掉。

周恩来的回答斩钉截铁，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如果可以删节，我们就不会写在上面了。”

他没有展开辩论，只是用一个简单的陈述句，就封死了所有讨价还价的可能。这背后传递的信息是：历史的功过是非，不容谈判。

紧接着，他谈到了第二个，也是最敏感的问题：战犯惩办。

协定草案第一条第一款明确规定：“惩办战争罪犯”。

这四个字，像四座大山，压在了南京代表团的心头。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以及他们背后的南京政府高层，都在中共此前公布的战犯名单之上。

周恩来似乎看透了他们的忧虑，他主动做出解释，既有原则，又有策略。

“惩办，是要明确这个原则。但在惩办的原则下，我们可以给予宽大处理。”

他进一步举例，将矛头指向了另一个更无可辩驳的对象——日本战犯。他提到了不久前，南京政府在美国的压力下，悍然释放了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等260多名日本重要战犯的事件。

他的声音陡然提高，充满了民族大义的凛然正气：“对于这些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战犯，我们必须要求，签订协定后，由你们政府负责要回来，重办！”

南京代表试图以“追回战犯需要通过外交途径，耗时甚久”为由进行拖延。

周恩来立刻识破了这种伎俩，他干脆地回应：“期限可以商量，三个月不行，可以六个月，但绝不能遥遥无期！”

如果说战争责任和战犯问题还停留在政治和道义层面，那么接下来的军队改编问题，则是对国民党统治根基的直接触动。

草案要求，所有国民党军队，无论陆海空，都必须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统一指挥和改编。

南京代表团的一位将领情绪激动地站了起来，他认为这等同于让国民党军队“缴械投降”，那个“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他看来，无异于一个驾临于国民政府之上的“太上政府”。

面对这种激烈的反弹，中共代表聂荣臻的发言，则彻底撕下了温情脉脉的面纱，将冰冷的军事现实摆在了桌面上。

“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考虑的余地。”

他的语气平静，却带着军人特有的杀伐决断。

“我们的渡江计划早已确定。现在讨论的，无非是如何来渡这个江——是和平地渡，还是战斗着渡。”

这句话，让谈判室内的温度降到了冰点。

它赤裸裸地提醒着在座的所有人：谈判桌的背后，是长江北岸严阵以待的百万雄师。谈判的每一分钟，都在消耗着和平渡江的最后可能性。

谈判陷入了僵局。

04：六国饭店的争吵与溪口的怒火

夜幕降临，六国饭店。

南京代表团的套房内，灯火通明，但气氛却比白天的谈判会场更加凝重。一场激烈的内部争论正在爆发。

“他们哪里是来谈判的？这分明是让我们签投降书！”一位代表将协定草案的副本用力摔在桌上，言语中充满了屈辱和愤怒，“第一条就是惩办战犯，我们这些人，回去怎么交代？还能回去吗？”

“文白兄，你太天真了！”另一位代表将矛头直指张治中，“你还对周恩来抱有幻想？共产党早就把我们定为战犯了，这场谈判不过是走个过场，是为了给他们渡江制造政治借口！”

黄绍竑等桂系背景的代表则相对冷静，他们更关心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态度。

“先不要急着下结论，”黄绍竑沉声说，“继续谈下去，边谈边看。把共产党的条件摸清楚，也好向南京和武汉方面报告。”

张治中坐在沙发里，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抽着烟。烟雾缭绕中，他那张儒雅的脸庞显得愈发疲惫和纠结。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共产党的条件虽然苛刻，但却是基于当前军事和政治现实的必然结果。拒绝，就意味着战争。而战争的结果，他早已预见。

他拿起笔，开始起草电报，将协定草案的内容一字不差地发往南京，同时，他也按照之前的“约定”，将一份副本秘密发往了溪口。

电波划破夜空，将北平的僵局传递到了千里之外。

在南京，代总统李宗仁收到电报后，一夜未眠。他召集行政院长何应钦等人紧急商议，整个总统府陷入一片混乱。

他们想和谈，但又绝不想接受如此“屈辱”的条件。他们寄希望于长江天险和白崇禧的百万大军能够成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却没意识到，在中共看来，这早已不是筹码，而是即将被碾碎的障碍。

而在奉化溪口，当蒋介石看到张治中发来的电文时，更是雷霆震怒。

在他看来，这份协定草案的每一个字，都是对他的羞辱，是对国民党二十年统治的彻底否定。

他将电文揉成一团，狠狠地砸在地上，对着身边的儿子蒋经国怒斥：

“文白糊涂！这哪里是和平协定，这分明就是一份投降书！”

“告诉他，一个字都不能签！”

随即，他通过自己的渠道，向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施压，暗示张治中等人可以“停止谈判”，甚至“滞留北平”，以此作为一种政治姿态。

溪口的怒火，迅速化为指令，通过无形的电波，反向影响着南京的决策层，也让身处北平的张治中，陷入了腹背受敌的绝境。

05：最后的期限与最后的劝告

中共方面敏锐地捕捉到了南京和溪口的微妙动向。他们知道，时间拖得越久，变数就越大，蒋介石干预的力度也会越强。

必须速战速决。

经过两天的内部讨论，中共代表团吸纳了南京方面提出的一些非原则性的、关于措辞和具体执行步骤的意见，对草案进行了微调。

4月15日，周恩来再次召集南京代表团开会。

这一次，他带来的是一份经过修改，但核心内容丝毫未变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他将文件推到桌子中央，语气平静但异常坚定。

“我们研究了各位的意见，对草案做了一些修改。”他环视众人，然后加重了语气，“但是，有两点，没有商量的余地：”

“第一，国民党军队必须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改编的程序必须遵守。”

“第二，人民解放军必须渡过长江，接收南京、上海及江南各地的政权。”

他看着手表，说出了那个决定历史走向的日期。

“这是最终的定案。请南京政府尽快签字。”

“今天是4月15日，我们希望，从今天起，我们可以达到真正的和平相处。”

南京代表团试图做最后的挣扎，他们提出，将如此重要的文件送回南京，再由南京决策，时间太紧，希望能够延长签字期限。

“不可以。”

周恩来的回答，像关上了一扇沉重的大门，没有留下一丝缝隙。

“期限只能约束到本月的20日为止。”

“如果在这个期限内，我们看不到你们的签字，我们只有——”

他停顿了一下，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强行渡江。”

整个谈判至此，已经不再是谈判，而是一份附带了明确时间表的最后通牒。

张治中面如死灰。他知道，一切都已无法挽回。他能做的，只剩下最后一次努力。

他决定亲自派代表将协定文本送回南京，并请求李宗仁和何应钦做出最终的抉择。

临行前，中共代表黄炎培特意找到即将回南京的代表，低声叮嘱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这份文件，不要再送溪口给蒋先生看了。”

这句话，点明了中共对整个局势的洞察：真正的阻碍，不在南京，而在溪口。

送走了回南京的代表，周恩来单独留下了张治中。

在勤政殿的一间偏厅里，没有了谈判桌上的剑拔弩张，气氛变得复杂而伤感。他们曾是黄埔军校的同事，也曾在抗战的烽火中并肩战斗。如今，却坐在了决定国家两种命运的棋盘两端。

周恩来亲自为张治中倒了一杯茶，热气氤氲中，他看着这位面容憔悴的老友，语重心长地说：

“文白先生，想不到今天坐在对面的，是我们两个。”

他叹了口气，继续说道：“还是要劝告李宗仁和何应钦，以诚心承认错误，以勇气接受失败吧。”

“要懂得战败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对国家、对人民要有个交代了。蒋介石也一样。”

这番话，已经超越了政治劝降，更像是一位故人对另一位深陷迷途者的最后劝告。

张治中端起茶杯，手微微颤抖。他抬起头，眼中满是惭愧与无奈：

“文白惭愧啊。”

但他还是向周恩来做出了承诺，他会尽自己最后一份力量，去推动南京签字，去争取那万分之一的和平希望。

然而，历史的洪流，并不会因为个人的努力而停下脚步。

终章：百万雄师的回答

4月20日。

这是协定签字的最后期限。北平，中南海，香山，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一部通往南京的电台。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空气仿佛凝固了。

白天，南京方面发来电报，请求再次延期。中共中央以毛泽东的名义断然拒绝：“最后期限，不得推延。”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南京，依旧没有任何消息。

深夜21时，那份决定命运的电报终于抵达北平。译电员的手微微颤抖，将译好的电文送到周恩来手中。

电文很短，内容却如预料之中那般冰冷：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

在蒋介石的强力干预和国民党内部强硬派的挟持下，李宗仁政府最终选择了放弃和平的最后机会。

周恩来拿着电报，久久不语。他脸上的表情，看不出是愤怒，还是惋惜。他只是静静地站着，仿佛在聆听历史车轮碾过的声音。

他立刻驱车前往六国饭店，会见仍在焦急等待的张治中。

在张治中的房间里，两人相对而坐。这一次，没有了茶，只有沉重的寂静。

张治中首先打破了沉默，他的声音沙哑而干涩：“非常抱歉，我们多次电报催促，南京政府……拒绝签字。”

周恩来看了一眼手表，时间正指向21时整。

“现在是20日21时。”他平静地陈述着一个事实，“和谈破裂。”

“我们只好强行渡江。”

张治中似乎还想做最后的努力，他提到了国民党在长江南岸的军事部署，这更像是一种无力的辩解，而非威胁：

“南京方面在长江沿线，有陆海空30万的兵力，有修筑了半年多的防务工事……”

周恩来打断了他。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窗外沉沉的夜色。他的身影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挺拔。

“文白先生，”他缓缓说道，“现在大局已定。”

“为了全中国人民尽早地过上和平生活，我们只能如此。”

他转过身，目光如电，直视着张治中，说出了那句载入史册的话：

“虽然你们有30万海陆空，但是，我们有百万雄师。”

这句话，不是威胁，不是炫耀，而是一个时代的最终宣告。

它为这场历时二十天的艰难谈判，画上了一个由炮火铸就的句号。

1949年4月21日，就在南京拒绝签字的第二天，一份由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共同签署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通过电波，从北平香山传遍了长江北岸的每一个阵地。

“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命令下达，万炮齐鸣。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师，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一千多里战线上，发起了规模空前的渡江战役。

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在人民解放军排山倒海的攻势面前，顷刻间土崩瓦解。

这场短暂而艰巨的和平谈判，最终以破裂告终。但它并非毫无意义。

周恩来在这场复杂的政治棋局中，以其无与伦比的智慧、坚定的原则和灵活的策略，向全中国、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的最大诚意，也彻底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本质。

从一枚小小的圆形出入证所洞察到的安保漏洞，到面对溪口阴影时果断取消的机场迎接；从谈判桌上字字珠玑的原则坚守，到最后期限前语重心长的故人劝告。每一个细节，每一次决策，都彰显了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和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与责任担当。

和平之门最终被南京政府亲手关闭，那么，取而代之的，便是战争的雷霆。

当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一个旧时代随之被滚滚江水彻底淹没，一个崭新的中国，正在江南的炮火中，迎来黎明。

声明：

本文中的所有对话内容，都是来自电视剧中《渡江战役》的原对话，并没有任何修改。《渡江战役》是由宁海强执导，张栩编剧，张正军担任制片人，卢奇、谷伟、马晓伟等主演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共40集，2020年在中国大陆首播。 该剧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军影（北京）影业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合肥市共同拍摄，于安徽取景，主创团队曾赴肥东瑶岗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实地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