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23日的清晨，标志着庐山会议的转折点正式到来。
毛泽东的声音再次响起。他坦言自己“现已习得倾听之道，勇敢面对压力”。置身庐山之巅，他已经坚韧地承受了二十日的挑战。毛泽东警告一些人：“他们重蹈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那些犯错的同志的覆辙，最终将自己推向了右派的边缘。”
毛泽东此次发言，迅速将会议焦点从抵制“左”倾转向了反对右倾。
7月26日，会议发布了毛泽东对一封信件的批示，其内容载明：历经三十八载的党的历程，便是如此一路走来。每逢反右必生“左倾”，反“左”则必然导致右倾，此乃历史的必然规律。
原来，毛泽东遵循着“反‘左’必致右”的这条“必然”规律，进而展开了针对右倾的斗争。
“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期间……诸多左倾思想已呈现出明显的蔓延态势。”
继此之后，便是张闻天，被誉为“副帅”。他的三小时演讲中，对“左”倾路线进行了犀利的批判。
此外，黄克诚与周小舟亦不幸被划入所谓的“反党集团”。
毛秘书处境艰难。
李锐积极批“左”。毛泽东称：“李锐属右派。”于是，在劫难逃了。
陈伯达曾对彭德怀的书信给予赞誉，然而此番却迅速转而“反戈一击”，看似巧妙地避开了指责。
田家英处境危险。他直言不讳地抨击了毛泽东的“左倾”言论与行为，险些被归类为“右派”。
胡乔木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不仅他负责编写的《议定记录》受到了指责，即便如此。连他在上山途中说过的“五八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也被人揭发出来。 幸得揭发者指出，此言出自李锐之口——实则李锐系转述胡乔木之语。然而，李锐不愿将胡乔木卷入其中，遂主动承担了责任。
胡乔木之所以能够顺利“过关”，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毛泽东平日对他留下的良好印象。李锐曾如此回忆：
“近日，刘澜波向我透露，柯庆施曾向他提及，主席在与柯的交谈中，对乔木的评价是：与主席相识已有二十余年，乔木依旧保持着书生的风度。”
这不禁让我联想到1958年4月广州会议期间，主席在阐述应如何接纳不同乃至对立声音时的一番话语：“我们身边有位胡乔木，他尤为擅长于辩论，有时甚至能将人辩得无路可退，直逼至墙角。”
毛泽东对胡乔木“一介书生”的称谓，总体而言，颇为贴切。胡乔木始终保持着那份浓厚的书卷气。
至于他在关键时刻的直言不讳，亦足以证明他并非一味地顺从，一旦提出异议，其言辞总能切中要害，颇具锋芒。
幸而毛泽东对胡乔木始终深信不疑，胡乔木平日行事亦甚为谨慎，故而“顶撞”之事颇为罕见。
会议“反右倾”，日渐进入高潮。内中，特别是揭发了彭德怀、张闻天、李锐等所说毛泽东像“斯大林晚年”，一下子掀起批判高潮。8月10日下午， 胡乔木敏锐地捕捉到这一“谬论”，随即施展其撰写社论的高超技艺，逻辑严密地对其进行了六个层面的深入剖析，并明确指出了毛泽东与斯大林晚年思想的不同之处。（李锐，《庐山会议纪要》，春秋出版社与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一、斯大林晚年严重脱离群众和实际。毛主席在哪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毛主席之外，还有谁开创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呢？若未能紧密联络、全面依赖并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又怎能引发去年那场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
二、斯大林在晚年执政期间，在党内鲜少秉持民主原则，甚至中央全会也难得召开。我们不仅频繁召集全体会议，而且还时常举办规模扩大的全体会议，此次会议亦属此类。众多文件均由省、市委书记亲自起草，而诸多见解则是在集思广益中汇聚而成。毛泽东主席高度重视党内民主，并充分尊重同志们的观点，这样的态度与斯大林晚年的做法是截然不同的。
三、在斯大林晚年推崇个人崇拜之际，毛主席则持截然相反的态度。二中全会决定。禁祝寿，禁用人名地名。中央曾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发布通知规定，其塑像仅可在美术馆内作为美术作品展出，而在公共场所的陈列则严格禁止。
四、在肃反运动中，斯大林犯下了极为严重的错误。他时常将党内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误认为是敌我矛盾，导致苏共内部众多中央委员及高级将领无辜遭受了错误的审判与牺牲。毛主席是否曾经处决过一位中央委员会成员、一位将军以及一位党代会的代表？毛主席对党内斗争的原则，秉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旨在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正因如此，众多曾犯过失的同志依旧与党中央保持着团结一致的工作态势。
五、在斯大林的晚年，无论是在理论探索还是实践行动上，均显现出明显的停滞迹象。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农业发展停滞不前，三十年间的产量未曾超越沙皇时期的最高点。他摒弃了对立统一的原则，无视否定之否定规律，实则丢弃了辩证法的精髓。毛主席恰与之相反，简直堪称辩证法的化身。年近古稀，他却依旧保持着青春的活力，精神状态远胜许多年轻之人，真可谓生机盎然，意气风发，勇往直前。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提出，无不与他对于辩证法的精深把握紧密相连，亦与他始终洋溢着蓬勃朝气的精神风貌密不可分。
六、斯大林晚年有大国主义错误。毛主席向来秉持着对其他国家的高度尊重，朝鲜问题便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至于与越南、蒙古的交往，亦是如此。对于苏联存在的某些问题，我们亦曾表达过我们的看法，但这并未影响两国间的团结。革命之路难免会有瑕疵与失误，关键在于我们能够迅速察觉并迅速改正。
分析完毕后，胡乔木引用了恩格斯的经典著作《论权威》，强调指出，党必须拥有领导者个人的威望，即所谓的权威。这种权威是党和人民宝贵的财富，我们必须坚决维护，绝不允许其受到破坏。
纵然胡乔木对“反右倾”持有异议，然而作为毛泽东的政治助手，他在政治立场上仍需坚定地支持毛泽东。这场冗长的演讲，乃胡乔木公开发表的立场，标志着他正从被动走向主动。
胡乔木的这一篇长篇发言，深得毛泽东的赞许。次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了同样篇幅的长篇演讲。不直接提胡乔木。
“李锐非但非一介书生，乃是俱乐部的一员。”“企图将那些秀才拉拢过来，此等幻想，绝无可能，他们已是我们的同路人。”
“所谓‘军事俱乐部’”，其首领为彭德怀，此乃对反党集团的别称。“秀才们”的行列中，囊括了胡乔木和田家英，亦包括陈伯达在内。
胡乔木解脱了。
胡乔木自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已有十八载，始终如一地紧随其后，行事稳健。尽管不久前，毛泽东曾就陈云之事对他进行了批评，但那并不算过分严厉。然而，这一次在庐山之行中，情形可谓是惊心动魄。胡乔木险些踏入“禁地”——假如那句“五八年大跃进偏离了轨道，遭遇了挫折”的话，不幸传入毛泽东耳中，而他又知晓是出自他的口中，那后果不堪设想。
他颇具“机敏”，察觉风向不利，便迅速展开那篇冗长的演说，成功渡过了这场政治危机……
然而，自那以后，他与毛泽东之间悄然生出了隐秘的裂隙。他心知肚明，毛泽东亦然，但表面上却依旧保持着平静无波。
吴冷西曾如此回忆，在庐山会议中，胡乔木的处境显得尤为艰难。（摘自吴冷西《忆乔木同志》，收录于《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1959年的庐山之会，对乔木同志而言，乃其人生历程中的一处关键转折点。
在会议筹备阶段，亦即人们常言的“神仙会”期间，乔木同志亲自指导我们拟定会议纪要。针对大跃进过程中的种种失误，他毫不讳言地提出了犀利的批评，并将这些观点逐一细致地纳入了会议纪要的草稿之中。
在初稿遭遇部分同志因坚持“左”倾立场而提出的尖锐批评后，他秉持着少奇同志所倡导的“成绩充分阐述，问题透彻剖析”的原则，努力平衡各方意见，对初稿进行了细致的修订。
待修订稿件一经呈出，会议氛围瞬间逆转，转为对右倾思想的批判，《纪要》也因此遭遇了更为猛烈的指责。部分同志将其与彭老总的意见书相提并论，展开了无理的攻击。乔木同志以及我们这些参与起草工作的同仁，亦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
乔木同志当时心中充满困惑与失落，目睹了持续半年的纠“左”错误行动遭遇中断。数日来，他沉默寡言，面容阴郁，满腹心事。
自毛主席提出“秀才是我们的人”的指示之后，乔木同志秉持全局观念，振奋精神，着手为全会撰写决议草案。
即便面对批判彭德怀同志为首的所谓“军事俱乐部”的局势无法扭转，他仍心系一位参与起草纪要的同志。他与田家英同志及我商议，提议该同志致信毛主席，撰写一封检讨书，以期获得谅解。
乔木同志的善举未能得到应有的回报。二十余载之后，那位参与起草的同志在著作中言及，他撰写那封信成为他“终身之憾”，仿佛是乔木同志的建议给他带来了困扰。
更有甚者，那位负责起草纪要的与会者，在其著作中竟声称自己在庐山会议上曾维护乔木和家英。然而，事实真相却是，这位起草者正是在庐山会议后期，撰写了所谓的“检举材料”，列举了诸多“罪状”，对我、乔木同志和家英同志进行了诬告。彭真、一波和尚昆同志曾要求我们在大会上与该人进行对质，而参加八届八中全会的同志们均见证了当时的对质场景。中央对此展开了长达两个多月的调查，直至十月初，毛主席找乔木、家英和我进行谈话，此事方才了结。时至今日，知情者寥寥无几。我深感责任重大，必须为已故的乔木、家英两位朋友公开澄清这段历史真相。
庐山会议的氛围由和风细雨突变至急风骤雨，这一转变成为了乔木同志生平中罕见的遭遇。在那一个月的紧张氛围中，他身心俱疲，这一经历为他日后埋下了精神压力过大的隐患。
附：
文革初期胡乔木
文 / 丁晓平
来源：《人民文摘》2012年第4期
摘自：《毛泽东与邓小平身边的得力助手——胡乔木的岁月历程》[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6年10月6日，自毛泽东主席于前一个月的6日离世之日至此，刚好二十七天，“四人帮”亦随之被彻底挫败。
但胡乔木怎么也不会想到，“四人帮”倒台以后，他竟依然受到严厉的指责。他因想见毛泽东最后一面给江青写的信竟被人诬为“效忠信”；更让他没想到的是，迫于毛主席指示的压力不得不写的“揭批”材料，也被他人死揪着不放……
毛泽东仙逝，中共中央号召机关单位的领导悉数前往守灵，胡乔木却因身份限制，未能获此殊荣。于胡乔木而言，此乃不公之至。二十余载，他追随毛泽东，历经枪林弹雨，生死两重天，尝尽人生百态，既有苦涩也有甜蜜。然而，革命终成正果，阳光总是多于阴霾，喜悦总胜于悲伤。今时今日，毛泽东已然离世，身为毛泽东生前最亲近且信赖的秘书，胡乔木无论如何，都渴望能有机会向主席告别。在万般无奈之际，胡乔木向汪东兴与江青寄去了一封书信，恳求能再见毛泽东一面。显而易见，江青断然不会同意与支持邓小平而与之对立的胡乔木的请求。
1977年3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发布紧急通知，宣布对国务院政研室进行撤销。此举的导火索，源自胡乔木向江青所书的一封被称作“效忠信”的私人信件。我恳请得以参与主席遗体告别仪式，于是致信汪东兴并转达给江青。信中提及：“江青同志在政治局对我所进行的指导与批评，其教诲我铭记于心，终身难忘。”这些言辞，自“四人帮”覆灭以来，无疑让众多目睹这封“效忠信”的民众感到震惊与愤慨。胡乔木的亲属亦有所抱怨：“你这般笔法，实在令人不解。”
胡乔木何以作此笔锋？实则，在撰写此信时，胡乔木内心的情绪颇为繁复且纠结，正如他本人所言，写信的原因就是“要对得起主席，想报答主席”。因为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公开批判他，说他“对毛主席忘恩负义”。 为了瞻仰毛泽东的最后一面，胡乔木内心既充满了委屈，又沉浸在悲伤之中。怀着对毛主席的深切敬意，他无奈之下给江青写下这封信，说出了自己并不认同的话语。历史有时竟会如此戏谑，如此戏弄着人们。胡乔木非政界人物，已届65岁之龄，或许未曾料想，那本应简单无华的举措竟会引发一连串纷繁复杂且出乎意料的后果。
1977年5月24日的清晨，王震与邓力群携手携带着胡乔木所写的检讨书，抵达了邓小平的住所。
邓小平笑着说：“无需大惊小怪，我对这件事并不介意。希望乔木同志能轻松一些，不要因此感到有任何压力。我已经审阅了他所撰写的材料，并无大碍。至于批评我，不进行批评也是不妥的。当时主席已发言，四号文件也已发布，大家都在批评，若不参与岂不是与主席的指示相悖？至于揭露我过去的话，也无需过多担忧。我过去如此说，现在依然如此说。请转告乔木同志，无需再写信或进行自我批评。”
关于胡乔木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所表现出的政治摇摆，邓小平曾言：“乔木并非因政治动摇而受到质疑，实则因其软弱。他是我党内的首席文杆。往昔，党中央诸多文件均出自他的手笔。纵然毛主席曾对他有所指责，却始终对其重视有加。然而，有几人联手对他发难……无奈之下，主席只得作出决定，舍弃了他的贡献。”知人善任，这就是邓小平的高明之处。
在谈到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邓小平再次专门赞扬胡乔木，说： “《论十大关系》这篇是谁整理好的？这事我可以作证，是乔木同志主持，整理了好几稿才搞成。在这以前搞了几遍都不行。这次文字上下的工夫很不少。整理后的文字，理论、逻辑很严密，成了一篇理论文章，哲学文章。《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新发表的文章中最重要的文章。总而言之，乔木这个人还是要用。至于怎么用，做什么工作，要找同志商量、交换意见。 此人固然有其不足之处。他略显柔弱，且带有几分执拗，这些特质显得他颇有书卷气，与那些随风摆动的性格迥异。”
在与邓力群的对话落幕之际，邓小平郑重其事地嘱托道：“请转告乔木同志，让他放下心上的重担，切勿再为此事萦绕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