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饶事件”于1953至1954年间发生，至今已过去半个世纪。半个世纪的历史跨度并不短暂，然而，这一事件依旧被深重的面纱所笼罩，其真相扑朔迷离。近期，张明远的《我的回忆》在中国大陆公开面世，引人注目。张明远作为中共历史上这一最为神秘事件的关键见证者，他的回忆录无意中为我们揭示了这一事件冰山一角的真实面貌。
一、初到东北局
《我的回忆》一书的作者，于1906年诞生在河北省玉田县的一个朴实的农家。他的童年与少年时光，恰逢20世纪初期我国内忧外患、时局动荡的变革岁月。“1919年那场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不仅揭开了我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序章，更对故乡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我幼嫩的心田中种下了救国的种子。”
1925年，作者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那以后，他长期在华北地区投身于中共地方党组织领导工作，成绩卓著。1949年2月，在担任冀东行署主任期间，应陈云、高岗的建议，并经中共中央批准，他被任命为东北局常委兼秘书长。
彼时，鉴于东北局主要负责人林彪、罗荣桓同志均已随主力部队进入关内，而陈云同志亦即将赴中央履职，1949年3月11日，中央决定对东北局的领导架构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整。高岗同志被任命为东北局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并兼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及政治委员（1949年5月，东北局正式向各省市市委发布任命通知），此外，东北局其他常委包括李富春同志（担任副书记）、张闻天同志（担任辽东省委书记）、林枫同志（负责政府工作）、张秀山同志（兼任组织部长及秘书长）、李卓然同志（担任宣传部长）。
张明远抵达沈阳后，他的工作并未依照调令进行分配，反而被任命为副秘书长兼组织部副部长、办公厅主任，且并未成为东北局的常委。在此期间，张秀山屡次向高岗建议，希望我担任秘书长一职。起初，高岗对此表示了反对，直至1950年5月，他才正式任命我为东北局常委。同年8月，我又被任命为秘书长，而这一切距离中央的电报任命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半。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我此前未曾与高岗共事，他对我的了解并不深入，因此需要一段时间的观察和考验；另一方面，或许也与我在白区长期工作的经历有关。
“在1950年冬季或1951年年初，李富春调任中央工作后的一段时间里，东北局暂时缺少副书记一职。到了1952年秋季，中央作出决定，调高岗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他依旧担任东北地区的党政军一把手。与此同时，林枫、张秀山以及我本人被增补为副书记。当年8月，我被中央任命为东北人民政府的秘书长，次年1月，又担任了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副主席。然而，实际上我并未负责政府工作，这部分主要由林枫负责。此外，我还曾先后担任东北局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以及财经工作部部长，纪检委副书记、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在抗美援朝战争初期，我还曾担任东北军区后勤司令部的政治委员、中朝铁路联合运输司令部的政治委员。从这些任职经历中可以看出，我的角色颇似一个‘不管部’的部长。”
依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记载，1952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任命高岗担任东北局第一书记一职，林枫与张秀山分别被任命为第一、第二副书记。同时，李富春的副书记职务被免除。同年11月，张明远被任命为第三副书记。
二、高岗印象
尽管张明远在抵达东北之前未曾与高岗共事，然而在一段“观察考验”的历程之后，高岗对他已深信不疑。
当时，按照中央的规定，我们必须每两个月提交一份书面工作报告给中央，对于重大问题，则需及时请示并汇报。这些报告既包括综合性内容，也有专门针对特定主题的。在东北局或是高岗个人的名义下发布的报告、讲话、指示，以及若干公开发表的重要文章，我大多参与了相关研究，或对之进行了审阅与修改，甚至有些报告是我亲自起草的。
张明远对于高岗在整顿党风和干部工作中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谈及干部工作，张明远表示：
回首往昔，东北局对干部队伍建设之重视，至今仍历历在目。其施行的各项举措得当而有效，选拔干部的标准亦清晰可见，那就是追求德才兼备。当时所谓的“德”，指的是对党中央领导的支持与忠诚，以及端正的作风；“才”则是指具备实际能力与工作热情。在这一理念的引领下，个人的资历与派系背景变得不再那么关键。东北局在干部工作中，承继并弘扬了老解放区的优良传统，秉持德才兼备的原则，推崇知识，珍视人才，倡导五湖四海的胸怀，摒弃派系观念，不拘泥于资历排辈。因此，东北的干部队伍虽成员来自五湖四海，既有本土成长者，也有来自各地的老干部，以及新涌现的力量，却能团结一心，各展所长，为建设新东北贡献力量。这亦是东北在短时间内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因素之一。
高岗，东北局的主要负责人，秉持着这些原则行事。他麾下聚集了一群才智过人的“秀才”，其中马洪尤为突出。他擅长调查研究，洞察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思维敏捷，文笔流畅，许多高岗的文稿均出自他的笔下。高岗的秘书团队中，不乏文化素养和政治觉悟兼备的知识分子，如华明、安志文等。华明曾任鞍山市委书记，遗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不幸离世。安志文与王鹤寿共同负责工业事务，在东北局政策制定和干部调配等方面，高岗常会征询他们的意见。安志文和马洪后来均担任了国家计委的专职委员。1952年，高岗特地为自己配备了一名外语水平高超的秘书，每日负责收听国外广播，向他传递世界各地资讯，以便他更全面地了解世界形势和各个领域的动态。
高岗周围汇聚了一批能力卓越的高级干部。在东北局的常委成员中，张闻天以其德高望重的形象和深厚的理论功底备受尊敬。他重视实地调研，常对现实问题提出独到见解。高岗对张闻天充满敬意，赞誉他学识渊博，称之为“翰林”，并在遵义会议立下赫赫战功。他不仅能力出众，更是值得信赖。在制定方针政策时，东北局高度重视张闻天的意见与建议，众多重要文件多由他执笔。他关于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及我党方针政策的论述，深得高岗赞赏，并将其作为东北经济建设的政策基石。
在东北解放的前后时期，张闻天始终担任辽东省委书记一职。1949年，东北局进行人事调整时，高岗曾力荐张闻天出任组织部部长，然而，传闻中有声音质疑张闻天为“教条主义者”，认为他不宜掌管党的组织工作。此后，张闻天还因供销社及私人工商业问题受到非议。高岗对张闻天在东北未能得到充分重用，感到颇为遗憾。张秀山，一位资历深厚的西北同志，是党中央派往东北的第一批领导干部之一，东北解放后，他担任了组织部部长的职务。李卓然，同样来自西北的干部，擅长宣传工作，在经济计划领域亦展露头角。沈阳市委书记凯丰也是一位资深同志，高岗评价他理论造诣深厚，能力出众，对他甚为敬重。总体来看，东北局的领导班子成员能力突出，团结协作，默契配合，共同将东北的工作推向了繁荣发展。
东北解放初期，便有传言称，“东北局不过是西北局的一次迁移”。1951年，刘少奇曾向陈伯村指出：“东北局的干部均为中央统一调配，并非高岗个人所能擅自招揽。”他还请陈伯村转达给高岗，切勿轻信流言蜚语，更不应因此背负不必要的负担。
“得益于领导的重视与有力措施，东北地区在近年来成功培育了众多经济领域的干部人才。以1949年4月工业干部的数量为基准，至1953年6月，这一数字已飙升至1036，增长了超过十倍。这不仅确保了东北地区能够提前启动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更在需要时，东北局总能毫不犹豫地派遣最优秀的干部支援其他地区，助力全国经济的复苏与增长。在干部培养方面，东北地区对全国乃至中央的贡献，显而易见，令人敬佩。”
林枫同志被增补为第一副书记，于高岗离任期间，代行书记一职。张秀山同志与我分别担任第二、第三副书记，郭峰同志（原辽西省委书记）出任组织部长，赵德尊同志（原黑龙江省委书记）则负责农村工作部。高岗曾私下对我言道，他离开东北后，由林枫同志主持东北局的工作，嘱托我全面负责，并要求张秀山同志和我特别关注财经事务。他还特别提及，张秀山同志政治素养极高，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对他甚是器重，嘱托我要多加扶持。同时，他强调要注重东北局的团结，确保工作顺利进行。我对此表示，将全力加强东北局的集体领导，严格按照党的原则行事。
总体而言，我坚信东北局在干部选拔任用上，始终秉持着“五湖四海”的开放视野与选拔贤能的用人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此番论述，乃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公开出版物对高岗被塑造成“野心家”、“阴谋家”这一负面形象的首次深刻、全面的反转。书中对高岗的肯定之词甚多，本文不再逐一列举。仅从这一点来看，《我的回忆》对这段被扭曲的历史进行再颠覆，其意义堪称划时代，实为史学界所应关注。
三、两个张明远
在朝鲜战争中国后勤战线的领军人物中，实际上存在着两位同名同姓的张明远。由于长时间的误解，众多不明就里的人常常将这两位张明远混淆为一。
时而将‘张司令员’的信误送到我这里，时而有人将应当找我办理的事务找上了张司令员。更有甚者，我们二人皆戴眼镜，不时一同乘车前往基层视察，甚至连我们身边的人也常常难以分辨出谁是谁来。”
“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尚未正式成立之际，我部前线的后勤事务主要由志愿军总部及东北军区后勤司令部的后勤部承担。在此期间，我被任命为政委，而张明远同志则担任副部长一职。”
自1951年2月起，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正式成立，洪学智同志担任司令员一职，张明远同志则担任副司令员。与此同时，部队的周纯全同志与东北人民政府的杜者蘅同志分别出任正副政委。随着第三次战役的结束，前线推进至三八线以南，为满足战时需求，中央政府决定设立中朝联合铁路运输司令部。贺晋年同志被任命为司令员，而我则担任政委一职。自此，两位张明远同志的工作职责正式分开。
根据资料记载，另一位名叫张明远的甘肃籍人士，于1909年出生。他于1931年投身于中国工农红军，并在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相较于本文的主角，张明远年岁稍轻，在党内的资历亦较为浅显。1955年4月，张明远接替洪学智，担任了志愿军后勤部部长的职务。同年9月，他被授予少将军衔。1958年，他随部队返回祖国，之后历任总后勤部汽车拖拉机管理部、车管部、运输部、军械部部长等要职。在文革期间，即1969年9月至1971年9月，他被提升为总后勤部副部长。然而，“9·13事件”后，他似乎受到了一定影响，被免去了职务。直至1986年，他才正式办理了离休手续。1996年3月，张明远在北京与世长辞。
我们不难预见，无论如何，这位军人张明远之命运，相较之下，终究要比我们那位文人张明远来得更加顺遂。
四、飞来横祸
1952年11月，高岗被调任至北京，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主席一职。该委员会系新成立之机构，负责编制全国性的长期与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其规格之高，几乎与周恩来总理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相匹敌。与此同时，高岗亦身兼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以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多重职务。然而，围绕高岗的“高饶事件”在次年即1953年变得扑朔迷离。1954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直指高岗问题。随后，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召开，对“高饶事件”进行了正式定案。
张明远未曾料想，北京发生的“高饶事件”竟会如此迅猛地蔓延至沈阳，而他更是万万没想到，自己竟无缘无故地被牵扯进这个“反党联盟”之中。
1954年3月25日，东北局召集了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周恩来同志亲赴沈阳，现场传达了四中全会及中央高干座谈会的会议精神。会议由林枫同志主持，周恩来于3月27日就四中全会决议及高饶问题进行了传达报告，并在次日即刻返回北京。罗瑞卿同志作为中央的观察员，留驻现场以指导会议。
在高干会的第一阶段，数位书记在主席团会议上进行了自我检查。张明远同志态度诚恳，实事求是，对个人问题进行了深刻自我批评，并依据所掌握的情况揭露了高岗存在的问题。与会的大多数同志均认为他的检查态度真诚、内容客观，总体上给予了肯定。可以说，这一阶段会议的进程符合预期，进展是平稳有序的。
然而，事态随后急转直下，某些同志在发言中毫无根据地将我与贺晋年（东北军区副司令员）称为“高岗的亲信”，将我与其他同志之间的正常交流诬指为“搞串连”和“订立攻守同盟”，甚至将东北局几位主要领导同志与高岗的工作关系曲解为封建式的“五虎上将”关系。这些不实的言论使得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感到愤怒与激愤。会场的气氛瞬间变得紧张，我的发言屡遭打断，甚至完全被剥夺了发言的机会。
在这异常严峻的局势中，众多干部心生忧虑，不敢公开发声。
面对这种毫无事实支撑且过度夸张的“批判”，我自然无法认同。然而，每当我想进行辩解、阐明事实真相时，总会被现场喧哗声打断，有时甚至被迫离场。随后，他们以我“态度不佳”为由，剥夺了我参加会议的资格，并对我实施了停职检查。
“未来的会议将在我不在场且不允许我进行申辩的情况下举行。在最终的决议表决环节，我并未举手参与。”
罗瑞卿与林枫在东北高干会议上发表了总结性讲话。罗瑞卿在发言中指出，东北局内部存在所谓的“高岗反党集团”。他强调：“在东北地区，高岗已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势力。”他还提到，“东北局组织中的部分成员，以及主要领导层中的若干同志，如张秀山、张明远等，均参与了以高岗为领导核心的反党小集团”。此外，罗瑞卿指出，高岗的所谓“活动纲领”即为“东北特殊化”、“东北先进性”、“东北一贯正确”以及“军党论”等。
林枫在发言中指出：“此次会议揭露了东北局部分负责同志实际上不仅积极参与，还大力支持了高岗所发起的反党、反中央的罪行宗派活动。”自高岗担任东北局书记以来，他即着手策划反党、反中央的阴谋，并成功拉拢了一批同谋者和积极的支持者，从而牢牢掌控了东北局的领导权。
如此一来，我们数人因工作上的频繁交往而与高岗有所接触，却不幸被划入了所谓的“高岗反党集团”。
“林枫与罗瑞卿均对‘五虎上将’这一比喻赞誉有加。他们不顾会议事实真相，将此误用的比喻连同虚假的会议内容一并上报中央，竟获得了毛主席的认同。”
所谓“五虎上将”，即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这五位杰出人物。如前所述，张秀山时任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张明远则担任第三副书记。赵德尊身兼东北局秘书长与农村工作部部长双重职务，马洪原本是东北局的副秘书长。1952年11月，马洪随高岗调至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担任专职委员及秘书长。郭峰则担任东北局组织部长兼党校校长，同年11月被调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虽未正式到职，但赵、马、郭三人均是东北局的委员。
林枫向中央汇报后回到沈阳，立即传达了中央对东北高干会决议和东北局对张、张、赵、马、郭五人处份建议的批示，批示同意东北局的“建议”（实际上是林枫、罗瑞卿两人的“建议”），指称五人参加了“高岗反党集团”，并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的处份。张明远当即表示不服，并称要向中央申诉，林枫说：“你无需再申诉了，这是毛主席亲自作出的决定。”他继续说道：“毛主席胸怀全局，目光长远。你若再提出异议，恐怕只会使处分更为严重。”
次年三月三十一日，毛泽东于旨在深化清除高饶影响之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发表总结性讲话。他再次以严厉的语气，谈到了高饶与“五虎上将”，以及饶漱石与向明、扬帆等人之间的所谓“反党联盟”关系。毛泽东指出：
“第一点，有人问：究竟有没有这个联盟？或者不是联盟，而是两个独立国，两个单干户？有的同志说，没有看到文件，他们是联盟总得有一个协定，协定要有文字。文字协定那的确是没有，找不到。我们说，高岗、饶漱石是有一个联盟的。这是从一些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一、观察他们在财经会议期间的共同行为；二、注意到他们在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与张秀山合作进行的反党活动；三、从饶漱石的话语中，他曾表示“今后中央组织部应以郭峰为核心”，而郭峰是高岗的心腹，这样的安排看似亲密无间；四、从高岗和饶漱石散布安子文私自拟定的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一行为中看出，他们有意将名单传播至全国各地，其动机令人质疑；五、从高岗两次向我表达对饶漱石的保护意愿，以及饶漱石在最后阶段仍表示要保护高岗的行为中，可以推断出他们之间存在某种联盟关系。
关于某些同志因缺乏明确协议而提出的疑问，认为这并非真正的联盟，实则是将阴谋集团的反党联盟与公开的正式政治或经济联盟混为一谈，视为同质。这种看法是将阴谋行为与需要书面协议的行为等同视之。进行阴谋活动，难道还需要书面协议吗？若认为没有书面协议便不能构成联盟，那么对于高岗、饶漱石等反党集团内部的情况又该如何解释呢？高岗与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等人之间，并未签订任何条约，我们也没有发现他们的书面协议。那么，这样的反党集团也不应被认可。同样，饶漱石与向明、扬帆之间，也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有条约存在。因此，认为没有书面协议就不能视为联盟的观点是错误的。
五、1954—1966：十二年
所谓高岗“五虎上将”，无疑是一冤案。制造这一冤案的直接责任人，据张明远的说法，就是林枫、罗瑞卿，当然，在他们上头，还有毛泽东。
在“高饶事件”之后，1954年4月，中央政治局果断作出决策，宣布取消各大行政区的党政机构。林枫被调至北京，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一职。连同他，副秘书长共有八位。从此，林枫在党内的地位变得不再举足轻重，我们在此暂且不对其进行深入讨论，转而谈谈罗瑞卿。
建国初，罗瑞卿的地位并不算高，他仅是政务院30个部级机构的其中一位部长（虽则公安部在政府系列中从来就是一个头等大部），罗后来地位的显著上升，与他在毛泽东面前“习惯地关闭自己头脑中相应的那部份机器”（罗女儿罗点点语），无条件地坚决执行毛的一切指示（不管错对）有着莫大关系。建国后中共党内的残酷斗争，自“高饶事件”始，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罗瑞卿将党内工作上的意见分岐作为敌我矛盾看待，不是实事求是地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而是人为地将事件升级，最终将同志变为敌人，他在其中起了非常恶劣的作用。除“五虎上将”一案，罗在建国初期清除党内的“内奸”“敌情”问题上，同样采取了一以贯之的不顾事实的整人手法，经其手荦荦大者，如1951年初广东的“两陈事件”，1954年间华东的“潘扬事件”，皆为一时震惊朝野的大案要案（若干年后，均被证实为冤案错案）。罗点点日后论及其父与“潘扬事件”等案的关系时也不得不承认：“他毫无保留地执行了中央对于潘汉年同志等人实行逮捕的错误决定。还有以后的对于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和对胡风同志本人的错误处理，父亲都是就自己的职责坚决执行了的”。
1965年12月，罗瑞卿曾身居党和国家重要岗位，然而他的好运突然戛然而止。在此之前，他曾是制造他人冤案的推手，然而世事无常，转瞬间，他自身也成了冤案的受害者。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罗瑞卿自然感到困惑与冤屈。然而，他可能并未意识到，在他人遭受冤屈的同时，他自己也曾令他人深感冤枉。若要尖锐地看待，若真有“因果报应”的存在，这或许是一个绝佳的证明。再者，如果我们公正地看待，如果后人认为当时有人（比如林彪）对罗瑞卿的冤案是一种罪行，那么罗瑞卿当年所制造的冤案是否也应被视为同等罪行？同样是制造冤案，为何有的行为被视为别有用心，而有的则仅被视为工作中的失误呢？
时下，我国民众热衷于自我反省，亦乐于要求他人反省。历经文革的磨砺，对于曾酿成的无数冤假错案，不知罗瑞卿本人是否有过悔意？然而，他的女儿（或许代表其父？）却多少流露出一种愧疚之情，并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力纠历史冤案，为众多蒙受不公的同志正名。众多错误得以修正。在诸多报刊杂志中，我阅读了大量回忆文章，其中不乏对潘汉年夫妇在劳改农场末期悲惨生活的叙述，以及潘汉年同志早期艰苦卓绝、为党贡献巨大力量的战斗生活回忆。特别是胡风同志的夫人梅志所撰《胡风传》，其内容深深触动了我。这些惨痛经历使我承受的痛苦远甚于普通读者。我明白，我的这种愧疚感实际上并无意义，甚至有些可笑，但它却是真实的。特别是梅志同志描述她在胡风出狱前无数次寻找胡风下落和探监的痛苦过程，让我联想到我们在“文革”期间不断寻找父母下落和探监的相似经历。这两个悲剧的惊人相似，仿佛带有某种讽刺意味。谁会想到，当年梅志同志奔向秦城监狱的路，11年后，这条路上奔走的是我们——当年公安部长子女，迎着刺骨寒风，背负着同样的生离死别之痛。当然，我并非将这两个悲剧相提并论，因为我更深刻地感受到它们叠加的分量。这确实是我们党历史上令人触目惊心的现象。它们源于同一时代背景，早已超越了个人的命运。它们同时、必然的存在，为我们提供了更深刻的思考，比它们单独、偶然的出现更有意义。
六、1954—1978：24年后
自1955年伊始，张明远从东北局第三副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的显赫位置上跌落，于中科院低调度过了25年时光。期间，他由办公厅副主任晋升至秘书处主任，再辗转至生产办、基建办、民兵训练的负责人，乃至被下放劳动和“四清”工作组的领队，以及房产处的负责人等职，大多数职位均未得到正式任命。伴随着阶级斗争口号的日益响亮，他的境遇愈发艰难。自1962年起，连科级以上干部的党内会议都被剥夺了他的参与资格，连传达党的文件也不再通知他聆听。“五虎上将”中的其他成员在1954年后的遭遇与张明远亦相差无几，其中张秀山更是不幸，被贬为辽宁盘山农场副场长。
中央对五位同志的工作安排，不会受到过往问题（即“高饶事件”）的影响。高岗的问题是他个人的，而你们之间仅是工作关系，不存在任何问题。随后，在东北对历史根源的追查中，对于张、张、赵、马、郭五位同志的审查显得毫无道理，彼此之间实无瓜葛。
1982年四月，国家机械委员会与国家经济委员会正式合并。鉴于张明远先生年事已高，他随后被安排担任全国政协的常委。遗憾的是，1998年，张明远先生因病与世长辞。
在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除高岗、饶漱石两人外，那些被指称为高饶“两个反党集团”成员的其他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均得到了平反。进入1978年之后，“五虎上将”中的其余四位同志也分别得到了安排，担任了相当级别的省部级职务。
张秀山，国家农委副主任，中顾委委员。
赵德尊，曾担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及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要职。
马洪先生，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及国务院副秘书长的双重职务，于1982年中共十二大中脱颖而出，荣膺候补中央委员之位，随后亦执掌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任总干事一职。
郭峰，曾担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并身兼中顾委委员要职。
此外，毛泽东曾指责向明与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而向明早在1963年便已得到甄别平反，扬帆亦在1983年得以全面昭雪。
确实，这些人的所谓反党问题已被否定，而他们参与的所谓反党集团或联盟的存在，实则令人质疑。正如毛泽东所言，高岗和饶漱石不都成了个体行动者吗？两个个体又怎能发动如此大规模的“反党”活动呢？
对于高岗在东北的工作评价，张明远说过一段话：
全面审视东北局的工作，我坚信我们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在经济建设领域，更是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东北的率先复苏，积极支援全国，这正是中央既定的战略方针。在中央方针政策的指引下，结合东北的实际情况所取得的成果，离不开兄弟地区的鼎力相助和无私支援，更离不开广大东北人民以及党员干部的辛勤努力和不懈奋斗。高岗同志作为东北局的核心领导者，在引领东北的建设事业以及抗美援朝运动中，始终坚定地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服从中央的整体需要，忠实地践行了毛主席“将东北建设成为全国工业的摇篮，产出机械设备，培育优秀人才”的伟大指示，为我国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张明远坚定地表示：“我坚信，终将有一天，我们能够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
的确，笔者亦与张明远持有相同的信念，坚信总有一日，我们能够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而且，这一天的到来已指日可待。届时，我们所窥见的将不再是冰山的一角，而是其完整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