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受限于“材料话语”的束缚，无论是国内的地方党史研究者，还是欧美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专家，普遍基于对已知历史结果的“事后诸葛亮”视角，回溯性地推断，由于在土改政策上存在显著分歧，南下干部与南方地方党干部在建国初期那因胜利喜悦而短暂携手的“黄金时期”后，双方矛盾逐渐升级，最终走向对立。最终，以陶铸为首的一批南下干部，以广东地方党干部在土改中表现出的“右倾”态度、“未能充分发动群众”为由，将部分以方方为代表的广东地方党干部定性为“地方主义”分子，从而掀开了对华南地方政权权力结构的重新调整，这标志着广东第一次反“地方主义”运动的序幕。
广州解放
固然，查阅当时的一些档案文献，或参考部分当事人的后续回忆，我们不难发现，南下干部与广东地方党干部之间的正面公开冲突确实在1950年10月广东三县土改试点正式启动后有所显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在那时之前，双方的关系如同官方媒体所描述的那般和谐，宛如“一家亲”。实际上，早在革命战争时期，由于语言障碍和生活习惯的分歧，广东籍中共干部与来自其他省区的干部之间就已经出现过不和谐的声音。
1942年，正值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因对华南等地来延安的干部常结成小圈子、偏好独处“品狗肉”之举有所不满，有人遂向中共中央进行了反映，并将其视为广东籍干部不与各地区干部团结的典型案例。至1946年，随着抗战的胜利，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共领导下的广东地区抗日游击武装北迁至胶东解放区，并最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时任两广纵队政治部副主任的刘田夫回忆道，部分被调入两广纵队的北方籍干部和战士，对从广东北迁而来的干部持有非议，认为他们存有山头主义和“分庭抗礼”的思想，难以与之和谐共处。然而，事实上，在战争年代，广东籍干部与其他地区干部关系处理不佳的问题，并非仅限于陕北、山东等北方解放区。即便是地处偏远、远离中央的广东游击区内，也出现了本地干部轻视、甚至排斥外来干部的现象，进而引发外来干部对本地干部的不满情绪。
随着广东地区的解放，革命成功的兴奋暂时掩盖了可能显现的矛盾，外来干部与广东本地干部确也一度关系较为和洽，出现了少有的“蜜月期”。由于双方关系较好，当日有不少南下干部和解放大军干部来广东后，“与本地女同志结了婚”。部分本地干部也为南下“老大哥”严明的纪律、正规的制度所折服，甚至在私人日记中发出了“南方太落后了”、“终于有一天在北国里吧！我远走北方，丢下南方不理了！”的概叹。然而，团结、交好可能仅是中共建政初期南下干部与广东地方干部关系的一个面向。当“革命的狂欢”为日常工作、生活中的“磕磕碰碰”所取代后，对峙、冲突随之浮出水面，双方关系逐渐趋于紧张，恐怕才是大势。
语言隔阂成为北方干部踏入华南后首要的挑战，这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带来了诸多不便。以解放军进驻广州为例，由于“指战员多数来自外地，语言不通，对当地情况不甚了解”，导致广州的社会治安一度陷入混乱。同样，有北方干部因“不谙广州话”，在执行工作时“不得不借助笔端进行交流”，这不仅影响了工作效率，还带来了不少困扰。即便是来自广东梅州的李坚真，长期离乡背井，在广州工作后也遭遇了“语言不通”的难题。尽管在“革命理想”的激励下，这些困难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克服，但仍有部分南下干部因此产生了在广东工作不安心的负面情绪。
鉴于干部配置的调整，方方与当时华南分局组织部副部长黄松坚共同决定，将一批从北方调至广东工作的县级干部任命为县长的副职，同时提拔本地干部担任县委书记的正职。部分南下的干部，虽认为自己无论是资历还是能力均不逊色于本地干部，却未能获得相应的重用，因而产生了不公正感。这种感受，加之语言障碍和生活习惯的适应问题，使得他们由原本的不满情绪转向了对本地干部的不满。由此，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的不和谐现象逐渐凸显。
当一些南下干部因待遇问题对广东本地干部表示不满之际，部分广东本土的“旧干部”亦因认为自解放后自身“发展滞缓，晋升缓慢”，而产生情绪波动与不满。随之，这种波动演化为对南下干部的不敬。而在一些差异较大的地区，部分地方干部更是因“级别待遇偏低”和怀有“功臣心态”，对“某些北方干部的优越感”表示不满，甚至编出一些牢骚之言，宣称“革命不如反革命；早革命，不如晚革命”。
随着建国后“权力蛋糕”的重新分配，南下干部与广东地方党干部之间原本“工作中相互尊重、相互扶持；生活上互相关照、相互爱护”的和谐关系已不复存在，双方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不断加剧。私下里的个人抱怨逐渐演变为公开的、有组织的相互批评与攻击。
南下干部因“作风不正，游击作风浓厚”，起初便流露出对本地干部的不屑，进而公开指摘。回溯至1949年11月，广州城仅解放不足一月，时任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秘书长的萧桂昌即在华南分局常委会上指出，因“思想尚未完全贯通”，部分新到干部表现出“不愿与地方干部组成小组，共同工作、学习”的倾向。南下军队干部的领导赖传珠亦在此次会议上对本地干部“思想准备不足”进行了批评，并认为广州解放后，治安状况不佳、社会秩序长期无法恢复，主要原因在于本地干部工作不够勤奋，“只知索取”，“耗费大量精力关注汽车、住房问题”。赖传珠等人的言论传至一般干部耳中后，部分南下干部误以为得到了领导的支持，甚至公开指责广东地方干部为“土匪”。
由于远离中共中央，长期从事游击战争、城市地下工作，较之南下干部、解放大军而言，部分广东地方党干部的确有诸多不“正规”的地方。广东解放前后，曾任职华南分局机要科科长，长期在方方、尹林平等广东地方党领导人身边工作的粤籍干部杜襟南在其日记中就曾多次提到，革命战争时期，方方领导下的华南分局机关不但开会、工作随便，是“手工业式，漫谈式”的，而且部分干部尤其是新参加革命的年轻干部“比较散漫”，政治警惕性和纪律性都不高。
因而当杜襟南在赣州首次接触到解放大军的“正规制度”，并听到有北方干部指出华南地方党干部“艰苦工作作风是好的，但正规化思想大大落后于形势”后，他也在日记中写道，广东干部“当前第一步是教育正规化思想，学习建制，要实行，要习惯，反对绝对平均主义”。
依次自左向右排列：方方女士、赖传珠先生、叶剑英将军、陈庚将军、邓华将军。
广州解放之後，赖传珠所提到的普遍存在的“要东西”等“不正规”与“游击”行为，并非仅限于地方党员干部。南下的干部群体中，同样存在穿着拖鞋、裤衩办公，工作态度散漫等问题。尤其是那些进入广东的南下解放部队，纪律松懈，作风恶劣，且好争利。他们不仅私下倒卖粮食和汽油，而且长期占用民居，拒不归还。更有甚者，不同部队之间因经商利益分配不均，引发争吵和摩擦。这些问题同样引起了广东本地干部的不满和强烈批评，他们认为南下部队“凭借功绩自居……是众叛亲离”。即便是性格温和、一贯稳重的叶剑英，也公开斥责部分南下部队为“无赖之徒”。
面对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日益加剧的对立与冲突，华南分局于1950年4月11日紧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旨在寻求协调并解决这一紧张局面。然而，由于在会议召开之前，华南分局的上级领导机关——中南局已经确立了基调，认为解放后广东地区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源于部分地方干部“思想上认识模糊”，强调“我们必须依赖大军，依赖解放区的干部，依赖那些长期与敌人斗争、经验丰富、经受过战争考验的人。唯有依靠他们，才能确保工作顺利进行”。加之广东地方党干部的代表方方未能与会，使得原本旨在解决问题的会议，反而演变成了部分南下干部对地方干部的公开“批斗”事件。
在会议中，赖传珠、肖向荣等南下解放军将领，一改往日的谦恭，不仅对华南党组织在革命战争时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予以否认，还提出应对广东三年游击战进行重新审视。他们认为，广东地方党组织“是在抗战胜利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未曾经历严格的阶级斗争，导致“阶级意识淡薄”、“思想模糊”。据此，他们断定，广东解放后干部之间的不和，正是由于地方党干部思想与组织的纯洁性不足，进而引发了“自以为是”、“不谦虚”等问题。
面对压力，尹林平、梁广等长期扎根广东的地方党高级领导干部在会议中就地方干部“作风不纯”等问题进行了深刻反省。他们坦诚指出，“过去广东的干部团队中存在山头主义，作风上过于包办和专断，显得不够正派，中央的文件也常常未能及时传达到位，在游击战的环境中更是如此，因此我们在工作政策方针上显得不够成熟”。加之解放后存在的“太平乐观”观念，导致麻痹思想的出现，这才导致了“干部作风不纯，下层机构不纯”的问题。尹、梁等人表示，唯有“广东本地同志”积极向“南下同志”学习，才能在“大军”的帮助下，逐步纠正工作中的偏差。
杜襟南，作为旁听会议的一员，在其个人日记中记录道，4月11日，分局扩大会议落幕之后，与会者一致认定中国革命的胜利应归功于“大军”的英勇奋战。对于广东地区干部在广东解放后“不服从南下大军领导”以及“浓厚的游击作风”等问题，在随后的数日里，华南分局的诸多会议上，这些观点被各军区首长（即南下解放军的领导干部）多次重申。此番言论引发了广东地方党干部的强烈不满，他们普遍认为这些针对广东干部的指责“多有失实，观点亦偏颇”，听闻之后，更是感到“刺耳”不已。
经过分局扩大会议的半个月延迟，方方终于重返广东。抵达广州的当天，杜襟南便向他汇报了相关事宜。鉴于会议已确定基调，针对地方干部的指责舆论已形成，方方虽表达了自己对于南北干部团结问题的见解，亦认同不能全然否定华南党组织在革命战争时期的贡献，并指出广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新解放区域，而“老区”（即革命战争时期广东地方党所开拓的解放区和游击区）则未曾出现此类现象。然而，在南北干部的是非对错问题上，方方并未明确表态，他仅是要求杜襟南等人“保持谦逊，切勿争辩”。
鉴于华南党被指“组织不纯”且“排外思想”严重，这一现象已成为南下干部与广东地方党干部关系紧张的首要原因，并普遍被华南分局的多数领导干部乃至更高级别的党组织视为“共识”。即便广东地方党干部对此可能并不认同，若进一步辩解或抗议，很可能会招致更多非议和误解，因此，方方采取的“谦逊学习，不主动争辩”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视为地方干部在这一问题上的一种“妥协”和“默许”。
华南分局常委扩大会议结束后，紧接着又召开了一次分局高干会议，会议决定全面铺开对广东地方党组织的整风运动。然而，会议指出，广东的干部“未曾经历严格的斗争考验”，长期与中央保持距离，“立场不够稳固”，对敌人的估计不够充分，“对自己的力量过于乐观”，这些因素逐渐演变成南下干部和解放大军干部在后续政治运动中不断对地方干部进行指责的借口。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的关系，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中。
随着方方等地方党干部引领的广东土改运动全面启动，南下干部终于发现运动并未能充分“满足群众需求”，出现了“右倾”、“和平主义”等问题。他们将这些问题归咎于本地干部领导下的广东“基层党组织的不纯洁”，进而以最高领袖的名义，高举“反地方主义”的旗帜，拉开了对广东地方党干部大规模审查的序幕。或许可以说，1950年前后，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的摩擦与冲突，为后来的事件埋下了不少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