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28年6月，毛泽东与朱德相会已逾两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洋溢着勃勃生机，一派繁荣景象。

水面下危机四伏。

彼时，井冈山正接受湖南省委的直属领导，故此，湖南省委派遣杜修经携带着两封书信前往井冈山，下达了红四军进军湘南的指令。

毛泽东认为，选择年前前往井冈山，正是因为湖南敌军势力雄厚。明知山中有猛虎，却依然勇敢地迎难而上，这难道不是一种冒险行为吗？

对于湖南省委的命令，毛泽东坚决不同意。

或许是毛泽东的性情刚烈所致，他的态度异常坚决，言辞之间亦显得颇为严厉。杜修经对此人深感厌恶，认为其性格固执且令人不悦，实在难以与之共事。

陈毅被推选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一职，与朱德并肩，共同领导28团、29团向湘南挺进。与此同时，毛泽东以党的代表身份，指挥着其他部队的作战行动。

毛泽东料中出问题。

在29团攻克郴州并收获颇丰之后，士兵们，大多是初入军旅的农民，面对这些罕见的战利品不禁心生羡慕。他们私下议论：“不如把这些战利品带回家乡，这可是发家致富的好机会。”

结果，29团迅速溃散，仅剩下由萧克指挥的一个连队。

28团也不顺利。

第二营营长袁崇全率部哗变，为挽回部队，团长王尔琢率第一营全力追击。终于在黎明将至之际，成功截获叛军。

然后呢，怎么办？

1营长林彪高声宣告：“务必武装剿灭！”然而，王尔琢却持有异议，他亲自上前至阵前，竭力劝诱袁崇全重返队伍，并承诺对其过往错误予以宽恕。遗憾的是，他在袁崇全的枪口下英勇牺牲。

湘南进军以失败告终。

29团几乎全军覆没，28团亦遭受重大损失，王尔琢英勇牺牲，红四军的实力遭受了严重削弱。井冈山根据地已难以维系，四个月后，红四军不得不迁往赣南地区。

对毛泽东而言，“八月之败”仅仅是序幕，更为严峻的考验尚在等待着。

1929年6月，值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将领齐聚一堂，共同商讨军队的领导策略。

毛泽东强调，党必须对军队拥有无条件的领导地位，前敌委员会亦须掌握全面的指挥权，而军队亦需承担起建立根据地的重任。

换句话说，毛泽东要求党管一切，万事都要讲政治。

朱德等将领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红军固然是党的军队，但军队的核心职能在于战斗。何须花费精力去构建那些所谓的根据地？此外，党不应过度干预，毛泽东亦然，否则军队的独立性将何在？

朱德认为军人应有发言权。

谁对谁错，得争论一番。

毛主席性情刚烈，言辞直率，往往不留余地，坚定地坚持己见，言必称“我的话，你们都要听从”。然而，言辞虽激昂，却终究无人响应，最终他愤怒得几乎失态，几乎要爆粗口。

朱德等将领实力雄厚，坚决不认同毛泽东的立场，对此你又能有何办法？

毛泽东疑惑地问：“我的观点明明是正确的，为何你们不支持？历史上有那么多因军队作乱而引发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吗？党对军队的领导原则并无不当。”

若思绪陷入僵局，便无需再深究。毛泽东毅然决然地提出辞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职位，对于这种缺乏自主权的事务，他选择了不涉足其中。

新任前委书记为陈毅。

此刻，陈毅挺身而出，试图调解纷争，他评价道：“朱德同志的言论颇有见地，毛泽东同志的观点亦不乏可取之处，我们应当扬长避短，心平气和地交流。”

毛泽东的脾气再次显现出其固执的一面，他挥洒自如地给陈毅同志冠上了“陈毅主义”的称号。

得罪了中间派。

显而易见，此刻的毛泽东意志坚定，对工作方法并不拘泥，心中所想即口中所言，即便可能招致非议，亦毫不在意。

他的言谈举止无不流露出一种令人陶醉的自信。尽管他未曾明言，但内心深处恐怕在默默想道：“这并非针对任何特定之人，我的意思是——在座的各位......”

这谁受得了啊。

我们共同投身于革命事业，为何你的观点就能独尊，而我们的意见就被忽视？即便你的看法确实正确，也不应该用轻蔑的态度对待我们。没有毛泽东，世界难道就会停止转动？

但毛泽东像个愣头青一样，不管不顾，照样我行我素。

多年来，他似乎总是在与人争执，或是行走在争执的途中。尽管具备一身才华，他却总是无法放手一搏，尽情施展。

能力若仅藏于胸臆，实属徒然。唯有将能力付诸实践，成就一番事业，方能令他人目睹你的实力，从而对你刮目相看，认可你的非凡才能。

能力与行动的桥梁是方法。

此理，或许毛泽东曾深知，亦或许尚存疑，然其在红军时期，与人争执频繁，以致中下层爱戴他，却难与高层团结。，走了不少冤枉路。

自留苏派抵达瑞金，毛泽东的处境愈发艰难。

一方面，留苏派对国内土派进行压制，确立了无可置疑的权威地位；另一方面，毛泽东性格难以相融，被视为难以团结的对象。

他遭受了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位的处分，转而被安排至后方担任一个并无实际权力的政府主席之职。在平日里，他主要致力于调研工作，并对留苏派的观点予以反驳：“你们的看法全错了。”

你是对的，别人错了。

留苏派群情激愤，毛泽东面临重重困境，正如他自述所言：

“他们竟将我，这尊木雕菩萨，浸入那粪缸之中，待取出时，身上已是臭气熏天。那会儿，竟无人敢上门，甚至连鬼魅亦避之不及。我的日常仅限于进食、休憩与排泄，幸而，我的头颅得以保全。”

王震手提着一只鸡与一壶酒前来探望，这份情谊让他铭记终生。

1934年4月27日，红军在“广昌战役”中遭遇败绩，伤亡超过5500人。鉴于实力已不复昔日，与蒋介石的持久战已无可能，红军亟需实施战略性的撤退。

博古、李德与周恩来共同构成了“三人团”，全面掌管转移事宜。在此架构下，毛泽东并未享有任何决策权，而朱德则仅限于执行指令。

毛泽东心中郁结难舒，每日清晨便前往会昌城外攀登高峰，或许只有那辽阔无垠的山巅，方能释放胸中沉积的愁绪。

他写下《清平乐》。

东方破晓，莫言君行早。

青山遍走人未老，风光独佳。

会昌城外高峰连东溟。

战士望南粤，更显繁茂。

请务必牢记这首词，它将在后续的讨论中扮演关键角色，成为我们剖析毛泽东思想转变的重要参考。

1934年10月10日，党中央、中革军委率领8.6万红军，毅然从瑞金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程，这场伟大的壮举，即闻名遐迩的长征。

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一条让他彻底成熟的炼狱之旅。

除事业外，还有自我成长。

2

自博古抵达瑞金，红军战局迭遭挫折，不是一地败北，便是另一战场失利。如今，根据地竟告丢失，诸多干部纷纷对其指手画脚。

“唉，言语轻率，行事不谨，若红军继续跟随他，恐怕终将走向末路。”

博古心虚的不行，生怕别人在背后搞他，尤其是位高望重的军政干部，于是他把朱毛时代的老部队打散，和新组建的军队混编，其他高层领导也分散到各军团。

指挥中心剩三人事。

在三人团中，博古与李德步调一致，紧密协作，而周恩来虽握有执行之权，却无决策之能，因此，决策大权依旧牢牢掌握在博古手中。

博古想，这样便可确保万全。

然而，任何统帅之位都需通过努力争取，其稳固程度取决于能带领团队赢得多大胜利，其余一切均属空谈。

博古不知此理，毛泽东则明。他选择与过去断绝，重启工作。

起初，毛泽东与留苏派鲜有交集，彼此间如同井水与河水，各行其道。然而，一次偶然的机遇，毛泽东与张闻天展开了一场深入的交谈，谈话愈发热烈，难分难舍。

共论喷博古。

随后，王稼祥亦投身其中，三人日复一日地对博古发起诘问，并深入反思了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一系列失败。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三人最终达成一致——博古的领导方式已无法持续。

在博古提出需将高层领导干部进行分散之际，毛泽东坚决表态：“尽管他们可被分配至各个军团，但我、张闻天及王稼祥三人必须同行。”

博古表示不可行，毛泽东却坚定地表示，我们务必得携手同行……好吧，那就依从你们的决定。

于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相聚一堂，在漫漫长征途中，他们日复一日地探讨时局，交流政治见解，议论军事战略。在此过程中，张闻天与王稼祥逐渐察觉到一个问题：

“毛泽东行。”

尤其是湘江一役之后，红军的兵力从最初的8.6万锐减至3万，生死存亡的危机愈发严峻。若继续如此，红军恐将陷入绝境。

毛泽东焦虑万分，内心急切地思考：“究竟该如何行动，才能拯救党和红军于危难之中？”

依旧如往常那般，直言不讳地反驳他人吗？如此行事，不仅红军战士们难以接受，党内高层亦难以认同。十年间的经验教训，已足够深刻。

毛泽东提出团结多数策略。

如今，他已成功将张闻天与王稼祥紧密团结在一起。继此之后，他计划借助张闻天和王稼祥之力，进一步联络其他同志，以期让每位同志均能采纳其观点。

12月11日，红军攻克了通道县，随即筹备召开一场会议，旨在商讨红军未来的行进策略。

军事负责人李德必须前往寻求贺龙的支援，然而毛泽东持不同意见。鉴于敌方的封锁已变得异常严密，前往寻找贺龙无异于踏入绝境。唯有西进，方能为突破敌人薄弱的防线，抵达贵州。

说完即问：“你们看法如何？”

张闻天与王稼祥均举掌赞同，朱德与周恩来亦表示同意，博古面对此决议，无奈之下亦只得同意西迁至贵州。

然而，在险象环生之际得以脱困之后，博古与李德却反悔了，遂决定再次折返，寻觅贺龙的身影。

昔日若遇此情形，毛泽东若发现自己的观点被采纳后又遭废弃，他多半会选择提出辞职，并对他人发表尖锐批评，指责他们一无所知。

然而，如今的毛泽东已无怒气冲冲，他心平气和地向中央提出建议，提议另择地召开会议，共同商讨下一步的行进方向。

12月15日，红军成功占领了贵州黎平。随后，中央政治局紧急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提出建议，认为红军应继续西进，深入贵州及四川地区，以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随即选一个适宜的地点召开会议，旨在深入探讨并总结过去一年积累的经验与教训。

他们后来选定了遵义。

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一致赞同毛泽东的观点，而博古与李德的策略，则需遵从多数人的决定。

历经革命岁月，毛泽东首次尝到了众志成城的喜悦。

自然，毛泽东之所以能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上取得胜利，关键在于红军当时正处绝境，而博古与李德已无良策可施。在此情形下，不妨尝试毛泽东的策略，将死马当作活马来医。

直至一个月后的遵义会议召开，方才深刻认识到毛泽东之转变竟如此彻底。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正式召开，与会者皆为那些在教科书中留名的历史人物，几乎无人缺席。

博古率先发言，一番冗长的言辞之后，虽承认了军事上的挫败，却将责任归咎于国军的狡诈。他强调，此番失败并非源于自身能力不足，而是敌军过于狡猾所致。

在周恩来第二次发言时，其言辞已显露出对博古的直指，他坦率地承认敌人的力量不容小觑，但军事上的挫败，归根结底是由于领导层的问题，而他自己亦毫不犹豫地承担了相应的责任。

第三位发言者是张闻天，他的发言明确指向了反对左倾的军事错误路线，这显然是直接针对博古的，彻底否定了他在领导层中的地位。

瞧瞧，一场比一场更为激烈，每一场都直击问题之根本，然而，这一切仍显不足。

等众人发言完毕，毛泽东发言。

他滔滔不绝地讲述了一个小时，内容从博古与李德的指挥失误谈起，进而深入剖析了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挫败的根源，并进一步拓展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与战术问题，最后还探讨了未来应采取的策略与措施。

毛泽东在阐述这些观点时，并非信口开河，而是通过具体事例进行阐述：这桩事情是否由你所为、那场败仗是否由他所指挥，你们之所以遭遇失败，其根本原因在于......

服了，彻底服了。

众人共识：“毛懂我。”

他在进行报告时，并未将军事失利归咎于留苏派，其论述焦点完全集中于军事领域。更进一步，他主要针对的是李德进行了批判。

李德身为军事领域的核心人物，因此所有战略与战术均由他亲自制定。

博古批评不多。

犹如毛泽东为大家解围。同志们，不论是留苏同志还是国内的同仁，大家都是值得尊敬的。以往我们采取的革命手段，其实并无不当之处。我们遭遇的重大挫折，归根结底是由于军事指挥上的失误所引发的。若能转变军事指挥的策略，我们必定能够克服当前的困难。

遇此领导，你能心悦诚服吗？

因此，博古与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遭至剥夺，毛泽东则被推选为政治局常委，并担任了周恩来军事上的得力助手。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完全改变了。

即便毛泽东尚未正式成为领导者，其崛起之势已然势不可挡，众人皆采纳了他的观点，而他亦确实凝聚了绝大多数人的心。

然而，他接手的是一份糟糕至极的烂摊子。

他深知机遇难得，便以此为契机，尽情展现自己卓越的才华，成功演绎了那将载入史册的四渡赤水之战。

3

遵义会议确立目标为赤化四川。

红军意图挺进四川，途径贵州西北的土城与赤水城。为此，红军迅速占领了土城，正当他们准备向赤水城进发之际，却意外发现该城已被川军郭勋祺部所占据。

怎么办？

打呗。

毛泽东亲自率军指挥，与郭勋祺在土城展开激战，然而双方实力对比悬殊，红军一度陷入困境，面临覆灭之危。

依循常规将领的战术，自当选择正面交锋，誓以血肉之躯与郭勋祺一争高下，以夺土城与赤水城，进而达成入川的宏图。

毛泽东偏不。

红军的资源有限，一旦耗尽，革命的基础也将不复存在。因此，当前首要任务是维系实力，积极寻找击败敌人和生存的良机，为未来革命的胜利奠定基础。

毛泽东凝视着地图，沉思良久，察觉到北面和东面均布满了敌军，而西边却尚存些许活动余地。若能成功渡过赤水河，抵达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界之处，便有望求得一线生机。

一渡赤水至。

毛泽东率领红军成功渡过赤水河，抵达扎西，暂且摆脱了险境。然而，他们尚未稳固立足之地，川军与滇军便从南北两面发起了对红军的猛烈夹击。

毛泽东仍旧不倾向于正面冲突，于是与众人商讨道：“敌军正从南北两路逼近，我们不妨再次东渡赤水，重返贵州北部。”

这是回头路吗？

此作战计划中未曾提及，众人均未预料至此，心中并无相应的准备。

正因未做充分准备，红军如此，国军亦然。恰是这种出其不意的迅速行动，方能成就“暗度陈仓”之策。

2月18日，红军二渡赤水。

红军在横渡赤水河之后，迅速集结力量，攻克了娄山关，重夺遵义城。“贵州王”王家烈得知消息，仓皇出逃；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吴奇伟部也遭受重创，溃败过半。

本来是一局死棋，毛泽东又走活了。

“新场是个不错的战场，不妨一试。”

林彪非仅空谈，更呈递了详尽的作战方案。方案中不仅包含了兵力的部署，地形地貌的考量，甚至对敌方可能的行动亦有着精确的预判。

中央政治局研讨林彪计划。

这计划无懈可击，前景光明的战果令人憧憬，拒绝的理由似乎不复存在。众人对林彪的提议毫无异议，一致赞同进攻打鼓新场。

只有毛泽东不同意。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告诫众人：“红军预计将在两天后抵达打鼓新场，此时援军已抵达多时。鉴于红军兵力薄弱，装备简陋，若届时再次陷入困境，实属无谓的挣扎。”

众人固执，定要动手。

问题是大部分人都不懂军事，他们判断军事行动完全是凭感觉，只有朱德和周恩来懂军事，但不支持毛泽东。

张闻天说，那就投票决定吧.......结果所有人都支持林彪的意见，毛泽东又成了少数派。

毛泽东怒了，再这样下去我就辞职不干了。

张闻天愤怒地拒绝。

毛泽东：好，不干了。

唉，这不免让人联想到数年前的相似场景，然而时至今日，毛泽东已然成长，只是尚未完全融入这新的环境罢了。

返回营地后，毛泽东反复权衡，鉴于全局考虑，决定作出让步，遂手持灯笼，在夜深人静之际寻觅周恩来，共商大计：“新场之战，我们不宜轻举妄动。”

周恩来询问：“你对此有何见解？”毛泽东如连珠炮般迅速发表了一连串观点，周恩来为之折服，遂将手中拟就的指令暂且搁置，决意于翌日清晨召开会议，以说服众人。

这一次，毛泽东凭借与周恩来之间的紧密团结，进而成功凝聚了广大同志的力量。

如遵义会议式。

经过一番在打鼓新场的激烈争论，毛泽东意识到军事指挥不宜过分民主化。事事皆需举手表决，然而，众多参与表决者未必具备卓越的军事才能，这无疑是一种外行指导内行的混乱局面。

他遂至张闻天处言：“宜恢复三人团制，以统一调度红军的各项行动，此举断不宜再依赖举手表决。”

张闻天并非军事领域的行家，若委以指挥军队的重任，实属勉为其难。加之博古的失误教训犹在眼前，不如索性让那些精通军事的专业人士各司其职。

周恩来、王稼祥与毛泽东携手组成三人指挥小组，共领红军行军布署。说是三人团，实际说了算的是毛泽东。

毛泽东成为红军最高指挥官。

此刻，红军再度面临战败困境，鉴于贵州北部形势严峻，不得不再次进行战略转移。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敌军围剿，红军的活动范围极度受限，究竟将前往何方？

毛泽东：三渡赤水，攻古蔺。

当红军抵达古蔺地域之际，蒋介石亦指挥国民党军队将红军团团围住，意图重施碉堡战法，意图将红军困厄于彼处。

这情形宛如一名瘦削的学生被一群健壮的男子逼至墙角，退无可退，欲向前冲却力不从心。换作是我与您，恐怕也只能选择认命了。

毛泽东意识到，敌人可能来自南、东、西三侧，那么北侧是否相对较为空虚？

毛泽东遂率红军四渡赤水，转而北行，继而又迅猛折回，南向挺进，越过乌江，径直奔向贵阳，以一虚击分散敌人注意力，而后沿着边界向西迂回，最终得以成功脱险。

直至红军跨越乌江，蒋介石方才意识到红军已消失无踪。

众人常以“微操小王子”之称谓蒋介石，实则未深究四渡赤水的战略布局。相较之下，毛泽东方为真正的微操大师。

4、面对五十万军队的围困，方圆数十里之地，对任何人而言皆为绝境，即便进行机动行军，稍有不慎亦可能遭遇敌军正面交锋。

然而，毛泽东坚韧不拔，引领红军成功突破重围，实现了逆境中的反败为胜。自此，红军摆脱了敌人的严密追击与封锁，跨越雪山、跋涉草地，最终抵达陕北。

非但四渡赤水并非意味着红军自此步入康庄大道，实则是在摆脱了最为险恶的困境之后，前方依旧布满荆棘与挑战，然而，再也不会遭遇那毁灭性的灾难。

若将抗美援朝视为奠定国家基础的里程碑之战，那么四渡赤水战役无疑是毛泽东确立个人威望的关键之战。

在四渡赤水战役之前，毛泽东尚处于不成熟的阶段，长期扮演着边缘角色的角色。

在历经四渡赤水之战后，毛泽东不仅日渐成熟，更以扎实可靠的战绩，切实地展现了其卓越的领导才能。

尺寸见真章。

4

述说至此，诸位想必已察觉，毛泽东在长征前后的显著转变，莫过于掌握了团结广大群众的策略。

他一辈子都保持着这个优点。

他不再采取对抗态度，也不再对所有答案进行实名否定，而是逐渐引导众人接纳他的观点。

起初是张闻天与王稼祥，随后是周恩来与朱德，最终在遵义会议上，凭借其强大的实力与坚定的态度，成功说服了在场的所有人。

自三渡赤水之战前的打鼓新场争议之后，此类频繁争执、争吵不休乃至拂袖而去的情形，已不复见于今日。

每当遇到事宜，毛泽东总会将同志们集结一堂，以平和的心态共同坐下商讨。即便意见存在分歧，他亦会首先争取多数同志的理解，逐步积累小胜，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

譬如在与张国焘会合之际，张国焘怒气冲冲地前来问责，质问留苏派为何将事业陷入如此境地，并意图召开大会以彻底清算。

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人心惊胆战。

毛泽东挺身而出，明确指出，此次败北乃军事之过，而非政治之失，与留苏派同仁并无关联。如今，军事上的失误已得到纠正，其余事项便无需再提。

留苏归来的同志让人暖心。

即便张国焘势力再盛，他亦未能将留苏派争取至己方阵营，毛泽东则确保了中央领导层不会出现分裂。

建国之初，筹划抵御美援朝之战，众说纷纭，意见不一。毛泽东同志毅然决然，连续召开会议，以诚挚之心，耐心地劝导众人，最终众志成城，一致赞同并全力以赴支持抗美援朝。

事大事小，毛泽东都与人商议。

在涉及高层决策的重大事宜上，他总会与全体高层领导进行深入商讨；而对于关乎全国的大事，他则会与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商议。

唯有众人皆采纳其构想，方能洞悉其行动意图，进而得以在行事过程中坚持不懈至终。

这种总以为“众人皆庸碌，唯有我独尊”的心态毫无价值。若他人不愿与你同乐，即便你才高八斗，又有何用？

想法能力施展不出，有何用？

说到底，毛泽东把姿态降低了。

纵然他仍旧自诩为高维度的卓越之士，他却从不轻视他人，反倒是主动降低自己的维度，与低维度的存在平等相处。以他人易于理解的语言和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影响和引导他们。

纵然是撰写文章，他也总以最朴实的口语，将深奥的道理娓娓道来。

水低成海，人低为王。

将自己置于云端，摆出一副高傲的姿态，看似简单，然而，若要深入尘土，与众人融为一体，则非易事。

于纷繁喧嚣之中，仍旧坚守心中所念，守护那盏指引前行的明灯，实乃不易。

毛泽东做到了。

5

回《清平乐》。

若仅凭这首词篇，你或许会误以为其非毛泽东笔下之作，盖因《清平乐》一词中，并无毛泽东惯有的豪放气魄。

其与古代文人所作的诗词并无二致，不过是借物寓意，抒发怀才不遇的愁绪，同时亦借此展望未来，以自我慰藉，坚信世界终将焕然一新。

词作于长征前三个月。

半年后，气势大变。

红军成功突破湘江封锁线后，队伍途径广西的崇山峻岭，毛泽东骑乘战马穿梭于峻峭山脉之间，心中涌动万千感慨，遂创作了一首《十六字令》。

峰峦之间，骏马疾驰，蹄声如雷，未及稍歇。蓦然回首，头顶云天，相隔不过三尺三。

崇山峻岭，激荡起汹涌澎湃的波涛，犹如大海翻江倒海，巨浪滔天。奔腾不息，气势如虹，宛如万马奔腾，仍沉浸在激战的正酣之中。

巍峨的山峰，锋芒直刺苍穹，其刃锋尚存，未留丝毫瑕疵。当天空似乎即将崩塌之际，正是依靠这些山峦，支撑起了那片苍穹。

瞧一瞧，那莽荒世界的雄浑气息扑面而至，巍峨的山峦、奔腾的江河、激烈的战斗、锋利的兵戈、疾驰的马蹄声，一一呈现眼前。

不久将至，红军即将二次横渡赤水，血战攻下娄山关。在此壮举之际，毛泽东挥毫泼墨，再赋新篇，创作了《忆秦娥·娄山关》一词。

西风劲，雁鸣霜月长空。

霜月晓，蹄声碎，号角声沉。

雄关漫道，今从头越。

从头再战，苍山似海，夕阳似血。

是的，建安风骨。

对比毛诗词。

“今朝何方行？直指武夷山之巅。”

读这些诗词，你所能目睹的，是怀揣满腔热血的普通人。他们才华横溢，志向远大，却并非遥不可及，不可触及的存在。谁年轻时不是这样？

然而，自长征之后，毛泽东所创作的诗词已堪称仰望之境。

1935年十月，红军即将抵达陕北，彼时他登临岷山之巅，远眺西北的雄伟昆仑，遂挥毫泼墨，创作了《念奴娇·昆仑》一词。

横空昆仑，尽春色。

飞龙起，寒彻周天。

夏日江河泛滥，人鱼混杂。

千秋功过，谁曾评说。

我告昆仑：勿求高，勿求雪。

倚天剑斩汝为三段。

遗欧赠美还东国。

世界凉热，环球太平。

前两句令人跪拜。

更遑论四个月后挥毫而成的《沁园春·雪》，自古以来，英雄豪杰无不以效仿秦皇汉武为荣，即便稍作比肩，亦足以让他们骄傲自得。

毛泽东更是将秦皇汉武以及唐宗宋祖一一置于其脚下，同时对他们投以不屑的目光：“此言非针对个别，实则是在评价在座诸位......”

一对比便显而易见，毛泽东早期的诗词多洋溢着奋发向前的精神。怒吼的屠龙少年。

长征过后，所作诗词多抒发了对山川河岳、天地宇宙的广阔感悟。似领袖俯瞰苍穹。

这是毛泽东长征前后的第二变化。

常言道，读书破万卷，行路遍万里。毛泽东不仅博览群书，遍历山川，然而无论身处北京、上海抑或广州，这些经历不过是为他拓宽了视野而已。

即便走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体验过无尽的风景，这又能改变什么？财富积累与否，工作能力的高低，智力水平的好坏，这些都不会因旅行的多寡而有所改变。

行万里路，胜千魔。

在毛泽东四十岁之前，他的阅读与工作始终是在积累，直至长征途中的围追堵截、险象环生，以及斗智斗勇的考验，才将毛泽东半生蕴藏的潜力尽数激发。

简单来说，就是积累后爆发。

他历经两万五千里的征程，与各式恶魔展开激战，且每场战斗均以胜利告终。那些邪恶生物的血肉将化为守护身躯的坚甲，令胜者愈发强大。后有资格挑战强恶魔。

形成良性循环。

战胜越是凶猛的恶魔，便能够收获更加丰硕的回报。

无论是个人的成长、组织的壮大还是国家的演进，毛泽东始终坚持这样的理念：

自小怪起步，逐步磨砺技艺，进而挑战更高级别的拦路魔怪，最终成功跨越“会当凌绝顶”的巅峰飞跃。

成功的经历塑造心智。

每当毛泽东成功跨越种种难关，他的自信便愈发膨胀，那份无所畏惧的气概亦愈发凸显。

历经长征的艰苦跋涉，还有什么挑战能令我们畏惧？毛泽东曾将党和红军从困境中拯救出来，还有什么难题能够阻挡他？

见过鬼不怕黑。

面对困境，常人往往心生畏惧，这缘于他们未曾亲身经历挑战，更未曾成功克服过难题。然而，当你历经磨难，最终战胜困难，回首望去，那些曾经的艰难险阻，实则不过如此。

设想一下，面对那长达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之路，或许会让人心生畏惧。然而，毛泽东同志与红军战士们已成功走过，回首往昔，那些艰难险阻不过是过眼云烟。

历经人生坎坷之人，往往更能保持淡泊的心态，因为他们眼中的诸多挑战，实则微不足道。

因此，长征实乃毛泽东的磨砺之路。

长征造就了毛泽东。

即便是最普通的红军战士，即便他们只是跟随队伍走完了长征的全程，他们的一生也都是充满坚韧与勇气的铁血男儿，面对任何艰难险阻，他们从不畏惧，始终勇往直前。

困难非财富，克服方是。